浅析“内圣外王”的几点现代启示

发布时间:2020-09-12 阅读数:1306

摘要：“内圣外王”这个概念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中儒学的精神实质和内核，对于当代国人构建精神家园、树立文化自信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内圣外王”思想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启示，对于当代人的价值观念、精神世界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内圣外王;现代启示

“内圣外王”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最早出现在《庄子.天下》中：“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以此来指古代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庄子认为完备的人格应该是“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内圣外王”这一概念最初由道家庄周提出，但并不影响儒家对其进行阐释和发扬，“内圣外王”是儒家门徒千年的理想，意为内修圣人之德行，外施王者之仁政，从而达到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的统一。“内圣”是指个人修养和品德的不断完善及学识才能的不断积累。“外王”是对于功绩的追求以及自我理想在国家事务中的价值体现。如果说“内圣”表明了儒家学者及遵从着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及在精神领域的方向，决定了他的生命理想和政治路径，那么外王则表明儒家学者对于苍生万物、人间事物的关注与奔忙。因此，“内圣外王”這一概念一方面体现了儒家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及现实社会要求的结合，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儒家对于成圣成仁和仁民爱物的推崇和关注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对于个人关怀和现实关怀的呼吁。“内圣外王”的这几点价值体现，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有着丰富的启示。

一、“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对当代共产党员为民情怀的启示

内圣外王的基本要求是“格物致知、修身养性、治国、齐家、平天下”。格物致知与修身养性是对为官者学养和修养的要求，要求为官者追求事物规律，钻研学识学问，在其政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袖清风，为官清廉，这与当代共产党员的内在要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要求共产党员严以修身做表率，不仅要做到学以致用，还要做到修身明德，要将“格物致知”与“修身养性”兼容并蓄，不可偏废其一。治国、齐家、平天下是为官者在追求政绩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它要求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不仅要约束自己的亲人，严防家人腐化堕落，还要有救济苍生的本领，这与当下习近平总书记“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的执政理念不谋而合。为人民谋幸福是新时代共产党员永恒不变的追求，共产党员的“为民情怀”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具体体现。儒家信奉“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儒家一切的理论都是围绕着君王与政权展开的，而君王的情怀则是“心系苍生”，为人民保和平。

二、“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

“内圣外王”从总体上彰显了儒家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共有的最高理想人格。因此，儒道释等中国传统主干学派都曾主张施行“内圣外王”之道。道家文化与佛家文化所讲的“内圣外王”与儒家文化略有不同，道家与佛家的“内圣”主要指内在的精神修养，“外王”则主要指从事世俗之事。而儒家文化的“内圣”主要是指注重道德修养，以期达到圣贤人格，“外王”则指从事政治事务，立足实践以期建功立业。孔子提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应该说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先声。很多学者认为，儒家“内圣外王”所蕴涵的基本精神主要有三点：一是德行之‘仁爱，二是经世之胸怀，三是无畏之精神。简而言之，儒家的“内圣外王”既体现了德行伦理与政治理想的兼而有之，也折射出儒家入世精神与济世苍生的积极进取。

孔子认为，想要实现人生价值，就必须提升人生修养的境界，而这种提升则完全是一种主体的理性自觉。故孔子说“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因此，当代国人应该积极自觉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化于行，内化于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融入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人生信条，鞭策自己不断提高道德修养境界，为实现个人的价值和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奠定良好的价值观基础;另一方面要主动参与社会实践，融入集体。儒家的“内圣”与“外王”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内圣”是“外王”的基础，是压舱石，“外王”是“内圣”的延展和实践，是动力器。儒家的“外王”之道在当今中国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可以体现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关于国家、社会、个人这三个层面来展开，这三大层面集中明确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价值导向和价值准则，是中国梦的价值精髓和思想内核，指引着中国梦前进的方向;中国梦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三个层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诉求和价值定向。实现中国梦，就是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对构建和谐有序的大同社会的启示

“内圣外王”这一概念所体现出的理想人格德行兼备、伦理道德的敬畏遵循和厚德载物、博施于民的济世情怀是先秦儒家一直追求的道德价值目标。“内圣”在“成己”，“外王”在“成物”。所以，一个人不仅要时刻关注自身的道德修养，解决个人的生存生活问题。又要勇作表率，点化他人，以此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孔子著名的“正名”思想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一思想正是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动乱局面生动的写照，其主张以名定责、名正言顺、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分，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人民安分守己、尊伦敬德，营造等级有序的和谐氛围。总而言之，不论是个体的道德修养还是社会的伦理秩序，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都是社会大同、和谐之世。大同世界就是孔子哲学中毕生所求的理想之世，也是人们不懈追求、无比向往的理想社会。孔子的“正名”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稳进的大同社会这一点而言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是具有借鉴意义的，但其保守的主观意图仍值得关注。

四、“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对现代个体生命终极关怀的启示

先秦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人格范型的设置，在强调其世俗修为和功业的同时，也囊括了对于精神世界最高意义上的哲学思考，其所指向的“最高”，是以天地为终极，其“关怀”所指，是以道德的认知和践行为媒介来充实个体的内心世界，来回答生命对于世界的本原最原初也是最永恒的追问。先秦儒家赋予了道德以这种“具有终极关怀的宗教品格”。自此，道德超出了普世认知中规约社会行为的基本意义而具有了思想文化意义上最根本、最核心的精神意义。在孔子那里，终极关怀意指对“仁”和“礼”的驾行。“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也同样认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孟子告子上》）这便强调了“为仁”、“为义”的道德律令是一种超乎于个体生命之上的终极意义。由此可见，先秦儒家所建构的“内圣外王”理想人格范型，并非仅是停留于简单的对于理想人格的品行修为设置，更是将人格内涵的把握深入到生命的终极关怀领域，开创了中国传统社会中道德对个体生命终极关怀的价值导向。与此同时，理想人格所内设的这種终极关怀，其指向与其说是个人的，不如说是个体与社会所共通的领域。“建功、立业、成王”的这种道德外在规定性，同时成为个体生命在世俗世界孜孜以求的道德向往，延续了整个中国传统社会。

“内圣外王”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所体现的其实是一个人生信仰问题。信仰能使主体对其产生极为忠诚的依赖感并将其奉为人生最高理想和目标，是信念与崇拜的完美统一。众所周知，信仰与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密不可分的，信仰是人类精神世代实践的结晶与沉淀，又以这种沉淀转化为文化根基，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是信仰永恒的根基，脱离了文化传统，信仰将归于虚无之境。因此在新时代，当代国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重建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信仰，当务之急是要重建中国人民的信仰，也就是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种构建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的，最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在社会实践中的再修改再完善，也就是要建构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并积极寻求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关怀与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的相同之处，寻求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终极关怀中的马克思主义因素，并以此扩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的内容，为最终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发挥文化价值的作用。儒家终极关怀的主要对象为人”，这与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的出发点即 “实践的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吸收和超越了费尔巴哈、黑格尔等的终极关怀思想，所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是处在一定现实条件下进行的、通过经验观察可发展的人，而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与世隔绝的、离群的人，它所强调的是“顺应时代的现实社会”、“理性社会”及“人类社会”，强调应该把 “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以现实的人类社会为始点，把共产主义作为人类信仰的价值目标，是一个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一个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矛盾得到真正解决的人类社会的理想境地，是一种最终实现了科学理性与科学信仰有机统一的终极关怀。“内圣外王”的 “人”并没有泛指一切人，具有它的特指内容，它所说的人是具有依赖关系的人。但它始终强调 “人”为终极关怀的主要内容，以人的现世生活为实现终极关怀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这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具有相通之处，可以说它是我们今天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文化基因，也是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最终彻底在中国得以成为人民大众的终极关怀的文化传统根基。这一传统根基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有助于我们确立人在自然万物中的地位，克服 “人类中心主义”、“唯理性主义”的负面影响，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有助于我们理解、把握和丰富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有助于纠正我们在发展中出现的以弱势群体利益甚至生命的牺牲为手段，获得一部分人非法富裕的目的;有助于纠正党员领导干部一些固有的、有偏差的执政理念，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助于我们实践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我们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人民的认同感，确保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警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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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婷（1991.07- ），女，河北乐亭人，青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与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