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效能感研究综述及展望

摘 要：政治效能感是人们对自我与政府、政治关系的主观判断，是预测个体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文章以政治效能感为研究对象，在简要评述政治效能感内涵和测量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进行详细介绍，并结合已有研究进行阐释。研究发现，现有研究呈现以下三个特点：（1）重量化研究，轻质性研究;（2）研究群体同质化，缺少多元群体的研究;（3）多为城乡对比，缺乏跨文化、跨地域的研究。后续研究应当跳出问卷调查的研究定势，尝试引入诸如“虚拟情景锚定法”等质性研究方法，深入挖掘不同群体在政治效能感中呈现的差异性，丰富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对政治效能感进行更系统完善的研究。

关键词：政治效能感;概念测量;影响因素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随着各项改革进入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关键阶段，社会各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解和支持愈发显得重要。在学术界，个体基于自身能力和感觉对于政府和政治的主观判断和看法被称为政治效能感。深化政治效能感的相关研究对于指导改革开放更快、更好向纵深推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目前，我国在政治效能感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呈现出研究方法单一、研究对象同质、研究视角狭隘等等问题，缺乏与国外研究对话的坚实基础。基于此，对政治效能感这一主题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迫在眉睫，通过梳理总结出已有研究的特点、不足和空白，可为后续研究指明努力方向，推动政治效能感概念在实践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整理出海内外在政治效能感内涵上的主流观点，从学科视角分析三种观点的特色，并提出其在行政管理学科应用中的不足;第二部分概括出测量政治效能感的三种路径，并结合中国实际，分析其各自的优缺点;第三部分從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视角出发，梳理出现有研究在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上存在的共识与冲突，并结合已有的实证研究结果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是研究评述，总结现有研究的特点和不足，为后续研究的完善提供方向。

一、政治效能感的内涵

（一）政治效能感的概念

20世纪50年代至今，海外学者已对政治效能感的概念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解。相较而言，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缺乏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

政治效能感最早由美国学者安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在研究美国选举问题时提出。他认为“政治效能感（ political efficacy）是一种个人认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对政治过程能够产生政治影响力的感觉，也是值得个人去实践其公民责任的感觉。是公民感受到政治与社会的改变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在这种改变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的感觉。” 由于坎贝尔强调政治效能感是公民自身的一种“感觉”，因而被称为“感觉说”。

自坎贝尔之后，“政治效能感”逐渐引起学界注意，学者陆续开始就这一概念内涵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内涵丰富化和维度清晰化。

美国学者阿尔蒙德（Almond）在其著作《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一书中，从“主观政治能力”角度对“政治效能感”的内涵进行界定。他认为，“公民自认为有这种能力的程度具有重要意义。自认为有能力参与政治系统的频率，可能被看作是判断国家民主程度的标志……在许多方面，信念在一个人的能力中，是关键性的政治态度。有自信的公民看来是民主的公民。他不仅认为自己能参与，还认为别人也必须参与。他不仅认为自己能参与政治，而且是比较积极的。也许最有意义的是，有自信的公民也是较满意、较忠诚的公民。”阿尔蒙德这一比较模糊的定义，着重描述了政治效能感在个体的“主观政治能力”方面的意涵，因此又被称为定义政治效能感的“主观能力说”。

戴维·伊斯顿（Davis Easton）和杰克·丹尼斯（Jack Dennis）通过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政治效能感”的概念内涵。他们认为“作为一个概念，政治效能感是以三个彼此独立但又紧密关联的要素表现出来：即作为规范的政治效能感、作为心理学倾向或者感觉的政治效能感和作为一种行为方式的政治效能感。”由于这一界定是伊斯顿和丹尼斯是从儿童政治社会化角度发展出来的，带有浓厚的社会学色彩，因而又被称为定义政治效能感的“形成说”。

至此，海外形成了关于政治效能感认识的三个主流说法——“感觉说”、“主观能力说”和“形成说”。

从时间脉络上来看，学者对政治效能感内涵的挖掘随着时间发展不断深入，并越来越多地从单纯的理念介绍向实践操作上靠拢。具体来说，感觉和能力将个体视为封闭体，更多的是关注个体自身的内心独白，缺乏从外部探究和改变的途径，而“形成说”则将感觉从个体中解放，放诸社会化的过程，在为二战后美国民众投票率低下现象在寻找政治心理解释视角的同时，也提出了可操作的解决策略。由此，也开启了政治效能感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

从发展历程上来看，政治效能感的概念呈现出由认识到建构、由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规律。面对总统选举活动投票率持续走低的问题，西方学者在反思政治制度设计的同时，也意识到选民心理的变化对于投票率的影响，“试图从探求选民心理的角度入手，寻找解决策略”。

二、政治效能感的测量

政治效能感测量的研究比其基本理论的研究更为丰富。目前国内外学者使用最多的当属1952年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SRC）开发的量表，该量表由4个题目构成。由于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该量表被认可和推广无可厚非。值得注意的是，此量表与美国选举政治密不可分，转换到其他政治文化或政治场景中，一味地照搬这四道题目势必降低量表的可信性和有效性。以我国为例，在政治协商背景下，“政治”和“政府”是同一个含义，即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的稳定政府。在西方，“政治”与“政府”具有不同指向。政治文化的差异导致量表在我国需要重新演绎。换句话说，以SRC四道题目量表为蓝本进行借鉴和学习时，除技术性问题外，还应兼顾量表与政治环境和政治体制的兼容性。

国内对于政治效能感的研究起步较晚。根据量表来源，现有研究范式可分为三种：中式、西式和中西结合（表1）。采取何种研究方法主要由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决定，就政治效能感的研究来说，在西方量表较为成熟的情况下，国内学者在研究时进行借鉴无可厚非，但必须考虑中国情景，乃至具体研究事务中独特的内生性问题，最大限度地从研究方法的选择上降低可能产生的冲突与问题，提高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三、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

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可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具体来说，微观层面是以个体为对象展开的研究;中观层面是对个体所在家庭、家族的研究;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和国家层面相关影响因素的探讨。

（一）微观层面

性别。Campbell认为，一般来说女性的政治效能感要低于男性。丁百仁、胡荣、孙伦轩等众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性别因素对政治效能感的强相关性。鉴于研究结论的一致性，后续研究中学者多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年龄。与性别相类似，学界已通过众多实证研究证明年龄与公民政治效能感之间的负相关性。

教育水平。传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部分学者认为学校教育对公民政治参与有重要的引导作用;郑永兰、顾艳、丁百仁、李蓉蓉对农民这一身份群体的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其政治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近年来亦有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学校教育与政治选举等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魏以宁称之为“倒挂现象”。对此，孙伦轩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通过对“受教育程度——政治关注、政治讨论、政治认知——政治效能感”三种机制对两种政治效能感（内、外在）的不同影响进行分析，发现了受教育程度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并非单向。

收入水平。一般而言，具有较高经济收入的群体在一个组织乃至社会中的受关注程度（外在政治效能感）以及影响政治系统的能力（内在政治效能感）就较大，因此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经济收入对政治效能感存在正向影响。国内，无论是对社区居民还是对农民的实证研究均佐证了这一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张雅雯、耿曙在研究中国“村改居”社区的选举时发现，外在物质诱因可能抑制公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

政治参与。政治参与可以被更广泛地定义为“具有影响政府行动的意图或效果的行为，既包括直接地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的行为，也包括间接地影响人们的政策抉择的行为”，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参与与政治效能感之间的因果关系至今仍未得出一致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政治参与行为是影响政治效能感的重要因素;第二，高政治效能感是积极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原因;第三，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感交叉影响、相互促进。

媒介使用。Pinkleton认为，接触报纸、杂志的政治资讯会加深受众对政治过程的理解，因此媒介的接触与政治效能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Aarts和 Semetko通过对荷兰1998年选举的实证研究发现，媒介使用有助于学习，政治参与，信任，效率和动员，进而提高公民的政治效能感;Kenski 和 Stroud使用2000年全国安纳伯格选举调查的数据，研究了互联网接入与在线接触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内近几年亦有相关研究涌现，张蓓基于CGSS2010的数据研究发现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对城市居民的政治效能感不同，前者相对而言正向影响更为显著。目前关于媒介使用/接触和政治效能感关系的研究均从公民视角进行，尚未有基于公务员身份视角的相关研究，但与此相关的研究除了王井对浙江省公务员群体媒介素养的调查发现干部认为媒介对工作的影响（3.47/5）较大外，并无针对性的对政治效能感进行研究。

（二）中观层面

中观层面是一种复杂的身份影响因素，其糅合了政党、种族乃至家族的影响，与此相关的理论有政治赋权论（Political Empowerment Theory），该理论认为一个政党或种族的成员会由于所在组织中的领袖获得政治权力而产生或提升相应的主观政治影响力，即高政治效能感。Lawrence Bobo 和Franklin D. Gilliam的研究发现在黑人担任市长的城市中，黑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更高，政治效能感也更高;吴重礼对台湾2001年县市长选举与第五屆立法委员选举的研究也发现，当弱势群体中有人进入领导阶层时，此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就会相应提高，佐证了这一论点。将这一理论置于中国特有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网络的环境中，政治赋权论可以引申为“关系”赋权论，李蓉蓉提出过此想法，但其研究重心是“与村干部有宗族或其他关系的村民的政治效能感”。

与微观层面的研究相比，在中观层面对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的挖掘不够深入，家族和家庭在个体政治效能感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西方的政治赋权论在中国是否适用？诸多问题亟待相关研究进行解释。

（三）宏观层面

社会文化。陈炯彤对广州高等院校学生的研究认为被动参与型的社会文化对政治效能感影响明显[39]。无独有偶，陈安繁等人基于CGSS2010的数据，研究认为在现实环境中，政治社会文化相对滞后阻碍了内在效能感的提升。

政府规模。邓燕华和黄健的《区域规模与外部政治效能感：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是目前唯一一篇关注政府规模与政治效能感的文章，将个体的心理态度与政府的区域规模相联系，是一项颇为有趣的发现。突破了已有研究对微观因素的过分关注，尝试从宏观、结构性因素上弥补已有研究的空白。研究发现，县域规模与政治效能感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就均值而言，外在效能感随着县域规模的扩大而降低，且在其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具有不同的影响。

政治制度。陈雪莲对地方干部政治效能感的一项调查发现，干部的政治效能感高于普通民众，对此现象她认为主要是由于现有制度给地方干部提供了能动空间。此外，还有学者对政协制度和政党制度进行研究，佐证了政治制度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但是与李雪莲的发现有所不同，李鹏对广东省M市政协委员的研究发现，来自党派的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效能感并没有如预期那样高于来子社会团体和社会职业行业的代表，反而是行业职业性界别政协委员参与政治协商的效能感最高，这一结果一方面是由于这一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也与其对自身所在界别凝聚力和影响力的感知有关。虽然研究的对象略有差异，但是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不可忽视，如干部与群众的政治效能感孰高孰低，两者研究给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更多具体关系还需后续研究的跟进，为行政管理实践提供指导。

四、评述与讨论

综合以上分析，总体上看，我国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重量化研究，轻质性研究。由于心理态度的模糊性和隐蔽性，在研究之处，海内外学者就试图通过统计工具对政治效能感进行测量，由此造成了在政治效能感的研究上呈现量化研究“一家独大”的现象。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九成以上均采用量化研究方法，其中或使用自制问卷，或使用CGSS数据，对某一群体的政治效能感特征及现状进行研究。鲜少有系统的质性研究，对政治效能感的形成路径和相关因素的影响机制进行剖析。鉴于前述分析，由于缺乏成熟的本土化量表，量化研究本身存在信度和效度问题，更遑论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推广性，这也是近年来政治效能感相关研究数量递增而成果同质化的原因之一。

第二，研究群体同质化，缺少多元群体的研究。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学者多将注意力集中在城乡居民、高校大学生、新媒体人、网民等对象，这类群体的共同特征是都为普通公民。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学者可有意识地增加对多元群体的研究，丰富政治效能感在我国的研究成果。

第三，多为城乡对比，缺乏跨文化、跨地域的研究。从已有研究中，不难发现，半数以上的量化研究都是对城乡居民政治效能感的研究，通过对比城市居民和农村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差异，梳理出影响政治效能感的相关影响因子。这类的城乡对于研究也集中在同一个区域，缺乏更大视角的现状对比及理论对话。对话是理论发展的必经之路。从大的方面讲，作为一个“舶来品”，政治效能感在我国的发展必然要在本土化的基础上，与海外研究进行跨文化、跨地区的交流，借鉴有益经验，弥补国内研究的不足;从小的方面讲，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省份之间的对比，是对政治效能感实证研究的有力补充，可以从更广泛的区域对相关因子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增强研究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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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魏可可（1991- ），女，汉族，河南驻马店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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