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文化理论视角下对城中村贫困问题的探析

王舒悦

摘 要：由于社会转型的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城中村问题成为一个日益凸显的社会现象。文章旨在以南京市X街道为例，探析目前城中村居民存在的贫困问题的突出表现、贫困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产生原因及解决途径，为城中村居民的软实力“改造”与城市融入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关键词：贫困文化；城中村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的整体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毋庸置疑，城市化是现代工商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然而，我们也不可否认的看到，追求过速的城市化发展，会引起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等的相对失衡现象，同时造成城市发展进度不协调。

城市化最实质的内容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人口的增加一方面源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但更主要的则是因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这其中又包括了由于城市扩张需要而被迫成为城市居民的人口。他们虽然从身份上得到了转变，但在社会资源与社会地位的获取上却仍举步维艰，甚至陷入一个瓶颈——他们一方面不能享受作为农民可以享受的国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居民的社会权利保障中也被边缘化。

另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会出现一个趋势现象——在经济、政治等因素占有较高社会地位的阶层人士往往会倾向于住在城市中心，因为这里更便于获得好的服务与公共产品，更便于享受高品质的生活；相反，在社会经济政治都不占优势的人，则往往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带，进而形成一种集聚，造成两者的社会隔离与心理隔离。

贫困文化理论由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研究首次于《五个家庭：墨西哥贫穷文化案例研究》（1959年）一书中提出。他指出：在伦敦、格拉斯哥、巴黎、哈莱姆和墨西哥城的底层居民聚居区，人们的家庭结构、人际关系、时间取向、价值观念、消费模式和社区观念方面存在极大的相似性，从而构成所谓的“贫困文化”。这种贫困文化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城中村问题。

一、城中村居民的现实问题及解释——以南京市X街道为例

（一）城中村发展处境尴尬

城中村一般位于城乡结合部，在空间上尽管属于城市范畴但却被边缘化，往往进入城市管理盲区。当前国家对于农村贫困问题制订了“精准扶贫”战略，将大量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对于城市发展问题一直以来有系统的规划，而城中村的改造问题虽然早已被提上日程，但主要是针对其空间的整改规划，涉及城中村居民贫困问题解决的方案却并没有独立出来进行明确的制定，也没有关注过城中村居民的综合素质提升。另一方面，贫困问题是相对而言的，城中村居民一般能够基本维持其生活，处于在贫困线边缘浮动的人群，这使得他们没有资格去享受部分政府出台的惠民政策与福利政策，所獲得的福利也仅仅只是经济上的救济，并不能改变其心理的无助感。

（二）居民文化层次、收入水平普遍偏低，社会资本匮乏

城中村通常人口密度较大尽管在身份上已经有所转变，但居民的综合素质、社会地位与物质生活水平提升并没有完全实现同步提高。通过调查发现，南京市X街道X社区内，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居民约占57.06%，高中或中专文化水平的居民约占23.53%，而较高学历的居民大部分是社区内的租户，流动性较强，与本地居民基本没有接触与交流。低文化水平直接导致低就业能力且职业技能单一，在就业市场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由于社交范围的限制，城中村居民的就业渠道较少，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个体经营户为主，其中个体经营户的经营范围基本在本社区内，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只能够基本维持目前的生计而无法有在生活水平上进一步的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城中村居民能够获得以及给予子女的社会资本较为匮乏，对其而言，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属于高风险、见效慢的投资方式，因此，会持有一定程度的“读书无用论”以保持心理平衡，使得子辈在发展的起跑线上就已经落后于城市中心的同龄人，实质上在各种社会竞争和发展路径上都不具备能够与城市中心居民相竞争的能力，也就降低了其改变生活的可能性，从而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链。

（三）城中村乱象频发，居民文明意识淡薄

第一，公共设施破旧。作为城中村，在规划中比较简单，配套设施不齐全，基础设施比较薄弱。通过走访南京市X街道X社区，我们发现：墙皮脱落、墙壁开裂等现象较为普遍，部分楼宇“三线”凌乱，存在电力线、电话线、宽带线等乱拉乱挂现象，道路上方各种电线杂乱无章地交织在一起。

第二，社交礼仪缺位。城中村中许多居民均存在高空抛物现象，果皮、果壳、烟蒂等随手乱扔。居民在与他人的日常交往过程中，对基本的社交礼仪没有清楚的认识，往往出现“出口成脏”的现象，形成一种恶性的社区风气，同时也会对子辈的社交习惯造成不良的模仿效应，对其之后的社交拓展及社会人力资本的获取产生消极影响。

第三，卫生环境脏乱。南京市X街道X社区违章建筑、小广告随处可见；公共空间随意被占用；特别是社区内自发设立的农贸市场，垃圾清运不及时，道路湿滑脏乱，影响社区整体的整洁美观，与河对岸耸立的高楼小区形成鲜明的对比。

（四）居民对社区与城市的社会认同感与归属感偏弱

居民自治意识的形成是城市居民对自身身份的确认，主要由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以及参与意识和权力责任意识来反映。城中村居民往往社会资本匮乏，社会融合能力较弱，其文明意识的淡薄、综合素质的低下使得他们在城市场域显得格格不入，产生明显的排斥感。他们对于社区和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并不强烈，对于“居民”身份所应有的权力与责任意识还没有准确的把握，进而在很大程度上缺位于社区事务与城市建设；另一方面，由于自身基本的物质生活还没有得到良好的保障，他们更多的关注点集中于提高自身的物质生活水平，无暇顾及社区事务与城市建设，对社区公告视而不见，更无从参与各类活动，这也导致他们对政府出台的相关惠民政策与福利政策了解渠道不通畅而错过获取福利的机会。

二、打破贫困文化壁垒——社会工作者的介入空间

在贫困文化理论视角下，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旨在强调社会人力资本的投入与积累对反贫困的重要作用，积极促进城中村居民综合素质的提高，社会人力资本来源的拓展，打破“先经济后教育”的思维定势，打开逐步解决城中村复杂的贫困问题的新局面，为城中村居民的软实力“改造”提供新路径。

（一）普遍性支持

城中村居民文明素质普遍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是受教育水平不高，缺乏行为约束的意识。作为社会工作者，针对城中村居民普遍综合素质低下、家庭学习氛围较弱的广泛性问题，开展普适性的支持活动。以讲座、经验交流会等为主要形式，整合链接社会资源，邀请教育理论专家、教育局教育管理人员、区域内外拥有丰富家庭教育经验的名特优教师组成讲师团，为城中村居民讲授素质普及课，主要通过“危害演示”直观地让居民认识到自己不良行為的严重性，引导其学会基本的文明行为方式，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职场礼仪、技能培训、投资理财等“进阶”讲座课程，提高居民综合素质与竞争力，增强公民意识，从能力缺乏角度首先进行改善提升，促使居民发现改变贫困命运的可能性，从而改变其应对贫困的态度，重塑其心理结构与知识结构，逐渐打破贫困文化的壁垒。

同时，针对具有同一特征的群体可以开展小组工作，例如：文化水平较低的妇女群体、家庭教育产生问题的家长群体等，组员间的性质的同一性能够使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与支持，更能形成安全的小组环境；让组员在安全的小组氛围下相互提供信息、建议、鼓励和情感上的支持，协助他们对自己的问题、机会与风险有更深刻的把握与分析，并增强获取社会人力资本以改变生活的能力。

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的倡导者，应当呼吁政府与社会更多地关注城中村及其居民的发展问题，引导城市社会资源适当向城中村倾斜平衡，从而促进城中村居民社会资本的链接、增加与整合，提升其综合素质，帮助其从能力层面缓解贫穷的困境。

（二）标的介入

一种被剥夺通常会被重复组成综合被剥夺。所有的事实都说明，尽管许多贫困家庭只遭受着一种厄运，但同时某些家庭将有遇到各种困难的趋势。针对由于贫困问题而导致更为严重的心理问题或其他问题的个人或家庭，主要采取个案工作的方法。通过定期的深度访谈，利用同理心、积极倾听等支持性技巧，澄清、面质等引导性技巧，使服务对象感到被理解与尊重，从而放下自我防卫，建立信任良好的工作关系，并以此了解服务对象目前的根本性问题、存在的机会与风险、产生贫困问题的原因，慎用建议、忠告，协助服务对象寻找内在优势与外在资源，并形成自我处理问题的能力，逐渐摆脱贫穷困境，开启新的生活。

参考文献

[1] 王奕，陈寅瑛.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链的形成机制研究[J].北方经济，2013（12）：10-12.

[2] 张世定.文化扶贫：贫困文化视阈下扶贫开发的新审思[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6，No.117（2）：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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