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不同传教策略

发布时间:2020-12-04 阅读数:505

摘要：17世纪中叶之前来华传教士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将中国传教对象分为文官和百姓两类，并施以不同的传教策略。文章从语言、政治社会、本土宗教的角度论证传教对象分类的合理性，并通过不同的传教活动探讨差异化传教策略带来的传教效果。

关键词：传教对象;策略;效果

中世纪的欧洲因饥荒和疫情人口锐减，基督教却得到广泛传播。除了通过赎罪券敛财，这一时期的基督教神职人员还通过心灵救赎的口号和宗教治疗皈依了许多灾民和病患。虽然传教士源于巫术的宗教医学实践“干预了正常医疗活动的进行”，但这种实践向来是基督教重要的传教方式之一。

然而17世纪中叶之前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并没有严格地遵照欧洲同行的传教模式。一方面明末的中国并没有推行政教合一，单一宗教的影响力有限;另一方面虽然当时有天灾和饥荒，但整体上看并没有程度十分严重的大范围生命健康危机。因而基督教的宗教治疗实践有有限的发挥空间，但克服各方的阻力才是一切传教策略的前提。为了更有效地完成使命，传教士根据采取了多种传教策略。

一、传教对象的区分

传教士初入中国时，语言、政治、社会和本土宗教等都成为传教的困难之处。只有将传教对象大致分类，才能展开传教工作。

首先，语言传播方式上可以区别出不同人群。基督教教义需要被编译为中文，以书面语的形式传播。然而中国当时的文盲率高，具备读写能力的人集中在文人士大夫阶层，因此，传教对象被分成“文人士大夫”和“不识字的百姓”两个群体。

其次，从个人对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力考虑，需要在不同的传教对象群体中构建差异化的基督教形象。中国的文官和皇帝掌握着绝对的政治权力，决定着基督教的合法性和地位，因此传教事业的首要任务是获得中国政治集团的支持，而显然，仅仅编译基督教教义并不足以实现这一目的。同样，中国不识字的百姓群体虽然庞大，但以家族、家庭为基本社会单位的结构中难以构建欧洲社会常见的团结的信仰团体。所以传教士需要以不同方式争取皇帝、文官团体和相对较分散的百姓家庭、家族个体。

再次，中国已有的主流宗教也影响了基督教传教对象的分类。中国并非欧洲的单一信仰国家，而是儒、释、道和多种地方原始信仰并存的社会，因而传教士必须平衡基督教与不同宗教在特定传教对象群体中的影响力。例如，儒家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官团体的语言和民众的行为准则;佛教的因缘善恶概念在民间发挥着一定程度上的心灵救赎功能;而道教与炼金术、巫术等活动的结合又深深影响着中国帝王和百姓的健康观。所以基督教传教士不得不考虑受到一种或多种宗教影响的不同传教对象接受基督教的方式。

二、差异化的传教活动

如前文所述，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对象因语言、政治、社会和其它宗教的因素被分为文人士大夫和教育程度有限的百姓。因此，虽然传教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拥有更广泛的基督教信徒群体，最终在全中国推行单一的基督教信仰，但传教士在来华初期不得不开展完全不同的传教活动。

传教士在文官群体中的传教动机主要是借助文官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和在朝廷的影响力，获得基督教在中国的“合法性以及政治上的庇护”，必要时由文官积极 “护教”、“扬教”。因此，文官教徒的发展重点有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和学习能力且心态较为开放的官员。对拥有一定社会资源的这一类人而言，基督教在欧洲社会提供的心灵救赎、宗教治疗等功能并非必要，甚至可能完全没有吸引力。正如公认的研究成果所显示，传教士针对这一群体的工作不仅限于教义的传播，还包括赠礼、介绍西学和易服。来自西方的礼物或精美或新奇，满足了中国官员猎奇、虚荣的心态;与中国官员讨论天文学、数学等西方学科知识迎合了中国官员知识分子的求知欲，于是出现了众多传教士口述、中国官员笔录合译而成的西学书籍;而传教士从着佛服到换儒服的变化也表明了他们争取中国文官群体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对中国文官群体开展的活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传教，有学者认为传教士与中国官员对西学的探讨甚至与传教活动本身是矛盾的：“大多数在北京的传教士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中国文人交往……他们花在傳播福音上的时间就相对较少。”

对于教育程度有限的百姓而言，传教士构建了另一种基督教形象。16世纪末，中国经历了连年大寒低温天气、干旱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重饥荒，当地的政府官员在管理缺乏社会资源和谋生方法的平民群体时能力有限，而传教士“兴建医院、孤儿院、弃儿收养所、患绝症者收容所”，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类人口归置、安抚的问题。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明清更迭的17世纪40年代，干旱、瘟疫、饥荒、恐惧的社会气氛成为耶稣会士施洗、挽救灵魂的最好机会。

受欧洲传统传教故事叙事手法的影响，早期来华传教士的笔下常常出现通过宗教仪式、宗教圣物给病人治疗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病人常常是求医困难或是在其它宗教的治疗体验失败之后找到基督教传教士，以治愈作为皈依条件。传教士则通过祷告、提供圣水、赠与宗教圣物等方式引导求助者在精神上皈依，如果碰巧（故事里的多数情况如此）求助者痊愈，则是上帝赐予的奇迹。圣物、仪式的神奇作用似乎被中国的农村教徒普遍被接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农村广为流行的实用主义精神，因为民间的释、道和其它宗教中本来就有通过物品和仪式“祛病强身”的社会功能，基督教不过是增加了一种途径而已。

三、传教效果比较

由于资料的限制，早期皈依的中国教徒情况并没有详细记录，但可以通过传教士笔下现有数据获得大致的印象。除了量化的皈依人数，传教效果的评估还应考虑皈依者对基督教的贡献。

传教士笔下有一些中国文官朋友，然而实际皈依的、实名记录的文官总数极少，利玛窦传教时期甚至只有李之藻一人被不同的传教士记录。然而如果考虑文官相对平民更重视基督教教义、理解力更强，且1616-1623年南京教案期间数目极少的文官教徒为传教士提供的巨大帮助，基督教在中国文官教徒群体的传教效果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平民教徒很少在传教士的笔下以真实姓名出现，但考虑总人数，基督教在百姓群体的传播更广泛。据传教士统计，1603年南昌的教徒仅有约20个，1604年增至约300个。1602年韶州的教徒近200个。然而这些数据无法证明教徒的最终保有量;甚至根据传教故事的描述，很多教徒临终前才皈依，对于传教事业的贡献仅仅是人数的增长。如果考虑到中国教徒在家族、邻里之间的对基督教的宣传，或许更能说明基督教在当地的影响力。

四、结语

17世纪中叶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将传教对象分为文官和百姓两个群体，并根据传教事业的发展重点和目标在不同的对象群体推行了差异化的传教活动。从传教效果看，在文官群体中的传教内容稍偏离传教主题，皈依人数也并不令人满意，然而借由文官社会、经济势力的支撑，传教事业在突发的政治事件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传教士在百姓群体以宗教治疗功能为主，只是在宗教本地化的过程中，基督教与儒释道同质化程度较高，百姓对教义的认可度低于宗教治疗功能，虽然有教徒数量的增长，但还需考虑最终教徒保有量和中国教徒在家庭、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传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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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金：文章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校基金项目“西方传教士笔下中医药文化形象、变化与中医药国际传播”成果，项目编号：RWQNZD1602。

作者简介：孟悦（1988- ），汉族，成都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