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文庙祭祀地位的被挑战及其原因探析

哈旭伟　龙莎莎　李孟贤　伍世尧

摘 要：孔子在岳麓书院受祀群中至尊地位形成与巩固的同时，也受到了历代不断扩大的其他受祀者的极大挑战。尤其是清康熙七年（1668）文昌阁建成后，祭祀文昌帝的规格迅速扩大甚至超过祭孔，这与岳麓书院不断官学化、书院士人价值取向转变以及现实社会大背景有关。

关键词：文庙祭祀；文昌帝君；书院士人

祭祀作为中国古代书院的“三大事业”之一，源于古代学校的释奠和释菜礼，成型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所创建之岳麓书院[1]。

目前来看，书院研究者对文庙祭祀地位的被挑战及其深层原因的探析，除肖永明、郑明星的《礼俗融会的书院文化空间》一文有所探讨外，笔者未发现其它有关论著。

一、文庙祭祀地位如何受到挑战

自南宋“诸先生祠”创建始，[2]历经元、明、清三代，各种先师、先贤及名宦祭祀专祠建立，并得到书院师生的祭拜，意味着孔子独享岳麓祭坛的至尊地位被打破。

到清代，文庙、朱張祠、四箴亭、六君子堂、道乡祠等祠宇早以闻名天下。据丁善庆《长沙岳麓书院续志》载，岳麓书院在康熙七年增建文昌阁，供奉文昌帝君。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又增魁星楼于书院。同冶年间，各类祠宇前后相加，多达近三十处，受祀者达百人以上。由此可见，岳麓书院受祀之众、祠宇之多，实为古代书院前所未有，世之罕见[3]。

岳麓书院除文庙外的其它祭祀专祠，与文庙共处一院、同被供奉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文庙祭祀的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在文昌阁和魁星楼建立并得到书院士人的大肆追捧之前，文庙在受祀之林中一直享有最高的地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其创始人孔子被抬上至高无上的祭祀地位，不仅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也是整个封建社会大背景的必然要求。古代书院作为追求学术与道德价值的圣地，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统治思想的制约与内在影响，孔子在书院祭祀中的最高地位也就自然得以确立。因此，到明正德年间吴世忠将供祀孔子的礼殿从书院中迁出，鼎成于院舍左面，意味着孔子在岳麓受祀群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此形成[4]。甚至到乾隆六十年（1795）举行秋祭活动，孔子依然享有最高规格的太牢礼[5]。

岳麓书院文庙祭祀地位真正受到挑战是在康熙七年（1668）文昌阁建立之后，凡“在院诸生获隽者，悉得题名其间”[6]，以示表彰。关于“文昌帝君”的由来，一些学者认为，“文昌帝君”系由道教将古代巴蜀民众对“梓潼神”的崇拜与先秦以来对“文昌”的信仰结合而成[7]。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湖广总督毕沅又捐金百两建魁星楼于书院，供书院师生祭祀[8]。

乾隆六十年（1795），“今秋八月初九日值丁祭，以场期故，移祀月之初吉。先时合蠲银三十五两，（圣殿）具太牢礼，兼牛、羊、豕三物；文昌别具少牢祀，兼羊、豕。”此时，文庙祭祀仍用太牢礼，文昌阁用少牢礼。

到了嘉庆二十一年（1816），情况发生变化，“文昌阁：牛一、猪一、羊一（共三俎），鸡、鸭、猪肚、猪肝、鲜鱼、海参、蛏干、猪腰（共八碗），果品实笾豆（香、酒、烛、帛、爆竹随买听用）。”由院长袁名曜领头，将文昌阁祭祀改用太牢礼。

从祭祀经费开销对比来看，嘉庆时期，文昌阁祭祀经费每年为二十两，并购置专门的祭田；而嘉庆元年孔子春秋二祭和书院另十几处祭祀，经费只有银十四两，加上学生等捐银二百两每年生息的经费，也不会超过二十两[9]。

由此可见，从文昌祠建立到院长袁名曜带头将其祭祀规格改为太牢礼这一百八十四年时间里，文昌阁祭祀迅速地挑战着文庙祭祀的至尊地位。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文昌阁祭祀不论是在规格上，还是在经费开销上，都超过文庙，孔子在岳麓祭坛上近八百年的至高地位第一次被颠覆。

二、文庙祭祀地位受到文昌阁、魁星楼祭祀严重挑战的原因

首先，岳麓书院在长期的自身发展过程中，受到政治势力的影响越来越深，使其不断走向官学化。一方面，官府重视书院的发展，对各地的书院尤其是在社会上影响较大、名流纷纭的书院，给予一定的支持，目的在于拉拢书院人才走上仕途，为维护统治效力。此外，拉拢书院名流，可以使其作为宣传统治思想的中介，并尽可能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利用儒家思想基本内涵创造出符合时代发展的有利于维护统治的新思想；另一方面，书院需要官府的支持，不仅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书院发展环境，更重要的是依附官府，使书院士人获得更多的出仕做官的机会，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而文昌帝、魁星的职能是祈禳文运、主宰文章兴衰、崇圣辟邪，这极大地迎合并激发了书院士人通过科举考试以求取功名利禄的心态。

其次，文昌帝和魁星在岳麓受祀中得以迅猛发展还与书院士人观念的转变有关。岳麓书院创立之初，本着继承学统、传播文化为办学的遵旨，而无心于出仕做官。因此，当山长周式被任命为国子监主簿时，他坚持回书院执教。这种观念对后世书院士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使求学之人为求知明德而来，为继承学统、传播文化而终。这也是文昌、魁星迟至清中期才登上岳麓祭祀之坛的原因之一。但是，这种办学理念终究难以永恒地约束书院士人追求功名利禄的梦想，他们的的价值观念在近八百年的时间里发生着转变，由一心只为学术而无心政治到渴望出仕做官的转变。书院士人观念得以转变后，他们需要精神上有一种超凡的力量支撑他们顺利地走上仕途，这种精神支撑就来自对文昌帝和魁星的祭祀。因此，嘉庆十年（1805），岳麓书生彭浚考中状元并被认为是魁星的保佑而成为佳话，才能得到书院士人的广泛接受。

由上所述，文昌帝、魁星在短期内便受到岳麓师生隆厚祭祀，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职能戳中并刺激了书院士人考求科第的心脏。相反，科举取士虽以儒家经典为范本，以儒家文化为范围，但祭祀儒学鼻祖的孔子在现实的考试中，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他更多的是学术与道德意义上的师表，而并不能满足书院士人们急功近利的心灵慰藉。

结语：文庙祭祀在岳麓书院祭祀中占据独尊的地位长达八百年，但在此过程中不断受到其他受祀者尤其是文昌、魁星的侵蚀和排挤，是与岳麓书院不断官学化、书院士人价值取向转变以及社会大背景分不开的。书院祭祀孔子是因为对他的崇敬，即赞美孔子伟大的人格和开启后世两千余年的学术思想，而祭祀文昌帝、魁星的目的在于祈求保佑，即祈求在现实的仕途中能够顺利稳进。文昌帝、魁星对孔子独享书院祭坛地位的挑战，实际上是时代的发展需要对人才的要求与渴望对久积不更的书院士人避世思想观念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左伟，王红.古代书院祭祀的发展变迁与教育意涵[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6年第5期.

[2] 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制度研究[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08月第1版，第586页，该书认为“诸先生祠”至迟在淳熙中已经有了，且“诸先生”当是朱洞、周式、刘珙“三君子”.

[3] （清）丁善庆.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卷一庙祀[M].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14页.

[4]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08月第1版，第588页.

[5] （转引自）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M].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07月，第346-347页.

[6] （清）吴兆熙等.善化县志卷十一[M].岳麓书社，2011年01月.

[7] 孟彦.首届义昌义化研讨会综述[J].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2期.

[8] （清）丁善庆.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卷一庙祀[M].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14页.

[9] （清）丁善庆.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卷一附录：公襄祀典呈词[M].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24-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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