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与青年“亚文化”研究

发布时间:2019-09-15 阅读数:697

邓伍赛妍上官康鑫

摘要：近年来，随着一张“葛优躺”表情包的走红，以“丧”为代表的网络热词逐渐走红，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并逐渐引发社会热议。“丧文化”在特定的传播机制下，不断快速地发展与传播，展现出了当代年轻人在当代社会环境下的心理与精神状态。文章将通过对年轻人“丧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及其所构建的象征符号的梳理，以及对其背后原因的探究，浅谈“丧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新呈现。

关键词：新媒体;青年亚文化;“丧文化”;传播机制

一、“丧文化”在网络环境下的起源与发展

“丧文化”是在社交媒体上诞生并成长起来的一种流行文化。其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现象，是年轻人的社会镜像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凝聚性呈现。 “丧文化”的概念可以界定为：“丧文化”是指目前流行于青年群体当中的带有颓废、绝望、悲观等情绪和色彩的语言、文字或图画，它是青年亚文化的一种新形式。

在全球网络化的趋势下，“丧文化”的流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所流行的青年亚文化密切相关。以日本为例，向来崇尚悲感文化并以悲为美的日本，其当下的“丧文化”即是其悲感文化的衍生品。此前非常火的网络热词---“佛系”，即一种看淡一切的活法和生活方式，可溯源到日本某杂志。此外，在韩国，年轻群体从“三抛世代”（放弃恋爱、结婚、生子）发展到“五抛世代”（除放弃恋爱、结婚、生子，还放弃人际关系和购房），更有着朝向“七抛世代”（还抛弃梦想和希望）发展的趋势。

从国内环境而言，此种“丧文化”与我国当代多数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与心理需求高度契合。此类文化以电影、电视剧以及动漫等影视类作品为传播载体在国内年轻群体中得到广泛传播。而丧文化真正开始流行起来要追溯到2016年7月4日一张用户名为“青红造了个白”在微博上发布的“葛优躺”表情包，葛优所饰演的季春生维持着在贾家蹭吃蹭喝的生活状态，图片上的他一脸生无可恋地瘫在沙发上。这条微博被网友疯狂转发，随后，一大批与“丧”相关的段子、网络表情包借助社交网络开始传播，年轻群体中的“丧文化”初见雏形。

无论是受到外来流行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国内社交媒体构建的网络文化传播环境的推动，或是年轻人源于难以实现生活的质变所产生的失落感，青年人将互联网工具作为他们情绪的宣泄口，一边传播“丧文化”动漫形象代表，如网红青蛙PEPE、有四肢的咸鱼、马男波杰克等的表情包，成为“丧文化形象”的拥趸者，一边在互联网上发表如“我觉得躺着什么都不用做的状态挺棒的”、“这里没有我这条咸鱼的容身之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等言论。总之，“丧文化”正是借助网络传播生产的青年亚文化，是由青年“网众”发起和参与的，以社会化媒体为中介的传播行为。

在“丧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丧文化”四大表情包（马男波杰克、悲伤蛙PEPE、有四肢的咸鱼、懒蛋蛋）是青年亚文化借助社交网络传播的具体表现。在媒介的影响下，“丧文化”也逐渐呈现出娱乐化、商业化的特点。国内有不少借助“丧文化”的营销案例。比如，定制负能量文案的从日本引入台湾市场的UCC咖啡，这个品牌与Facebook“每天来点负能量”的网红林育圣合作，号召大家分享负能量。再比如，2017年4月底，网易新闻和饿了么联手在上海推出的线下快闪店---“丧茶”，获得网友热议，随后在全国各大城市掀起开实体“丧茶”店热潮。以传播的角度来看，这类“丧文化”营销借助社交网络在一个特定的圈层中得到认可，在这泛化的文化符号消费时代，青年亚文化的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也成为了消费对象。

二、当代语境下“丧文化”产生的原因

（一）网络媒介的“拟构性”

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拟构理论”中表示，人们在“台前”扮演理想化和社会化的自我，而在“台后”通常是自发性的自我流露。在新媒介的高速发展下，“丧文化”即是青年群体在新媒体空间下自由建构虚拟世界下的真实性流露。

在普遍依托微博、微信等微型媒介，利用文字、图像、视频等传播方式进行高效传播的新媒体时代下，青年群体借助互联网一边思考多元冲突的价值观念，一边却又被交锋碰撞的思想观念所引导。对于九零后、零零后而言，社交网络已经成为他们表达并交流的重要“舞台”，由用户生成内容的“UGC”模式因互联网所拥有的互动性、开放性等特征在网络传播中逐渐流行起来。

传播媒介，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身具有“拟态性”为青年“丧文化”提供了广泛传播的平台。年轻群体在互联网上创造了一个“自我建构”的平台，开始自我主动记录真实生活并流露真实情感，并进行个体意见表达和情绪发泄，企图在网络世界中尋找身份认同并进行群体构建。在这一青年群体不断地寻找并构建自我的过程中，外在表现为消极、颓废、麻木等的“丧文化”逐渐获得了群体认同感，并成长为一种流行的“青年亚文化”。

（二）年轻群体的“反叛性”

美国心理学家赛利格曼提出“习得性无助”概念，认为人对自我能力和环境控制的知觉是从经验中习得的。以“葛优躺”为代表的“丧文化”使用群体----年轻人，由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知识和情感、经济与资本等压力愈显沉重，形成了一种身体上和心理上的“无助感”。颓废、绝望等词语正传达了年轻人在当代社会环境下的焦虑与空虚心态。

互联网时代下，青年群体“被标签化”的现象愈显严重，同时，许多“标签”也带有“污名化”倾向。在诸如“垮掉的90后”之类的标签前，青年群体由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个性化发展的需求面前，也在为反常态式、套路式的标签做出对抗性行动。青年“丧文化”的发展在媒介的影响下，是青年群体的一种对抗性表达方式。

在大众传播体系下，“丧文化”在青年群体中呈现得更多的是一种“反讽文化”。由于深受互联网赋权作用的影响，青年群体的反抗意识也有了施展的空间。这种属于自我批评的“丧文化”即是青年群体在传受机制下进行“主动污名化”的群体性“反讽”。随着时代的变迁，青年亚文化由对阶级、种族等的反抗斗争文化发展为一种同样带有反抗倾向的、但具有自嘲意味的“黑化”文化。由此可看，在网络媒体的影响下，年轻群体的“丧文化”的建构是一种主动与被动相结合的反叛性表达。

（三）情绪传播的“感染性”

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提出：“人的任何一种延伸，无论是皮肤、手还是脚的延伸，对整个心理和社会的复合体都产生影响。”在互联网社交平台崛起的新媒体时代下，“人人都具备发言权”的传播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为青年群体的情绪表达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而传播群体的情绪表达在媒介使用和传播效果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年轻人倾向于主动、真实的自我传播，他们通过“丧文化”建立起了自己的社群。

在这消费和娱乐成为社群的主流导向时，任何消解并建构社会严肃性的情绪表达与传播都不合群体基调，而网络流行文化，如“丧文化”，在传播受众中构建起了一种情感纽带，给予青年群体一定的暗示，甚至激发部分青年的虚拟代入情感。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年轻群体因“选择性注意”特征而被与自身特征相应的信息所吸引，并在“选择性理解”下对传播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做出自我解释与理解，甚至选择性地传播信息。在年轻群体的选择性认同下，他们通过互联网将个体情感与群体情感相匹配，利用媒介传播放大个体情感、增强“微情绪”感染力的特征，从而扩大年轻群体的自我情感的传播范围。在某种程度上，青年自我意识在媒介环境下的自发流露正是“青年亚文化”在新媒体时代下延申的一种情感推动力。

三、对于“丧文化”再生产的思考

“丧文化”是盛于互联网下的青年人缓解焦虑、抵抗重压的一场“自嘲式”狂欢。“丧文化”与青年人的捆绑，一方面反映当代年轻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特征，一方面通过建立群体内部的相似性建立起了年轻群体的认同感。青年群体在新媒体影响下对于“丧文化”的再生产式参与，使得“丧文化”的内核在不断丰富地变化着。

（一）新媒体扮演的传播“丧文化”的角色

新媒体为“丧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开放性、便捷性的平台，相比传统媒体时代的中心化传播，新兴的一对多、甚至多对多传播模式，提升了新媒体平台的传播速度，拓宽了新媒体的传播范围，而正确地发挥新媒体在传播文化中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英国传播学家尼克·史蒂文森曾指出：“像传播这样的事情基本上是大众传播媒介的责任[4]。新媒体作为传播媒介，在“丧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同样需要履行社会责任，并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发展。

当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相碰撞时，作为公众交流平台的新媒体应警惕亚文化的“被排挤”甚至“被动污名化”的倾向。一方面，新媒体作为中性立场的传播媒介，应推动亚文化等非主流文化进行合理传播，营造包容、健康向上的传播环境，给予青年亚文化在新媒体平台上“开枝散叶”的空间。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的参与门槛低，传播主体参差不齐，导致其表达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合理性，因此，新媒体还应承担舆论引导重任，降低受众选择正确信息的难度，使丧文化等亚文化现象传播不偏离舆论正轨。

（二）青年人的“非丧性”对抗

青年人的“丧文化”是时代心理特征的集合体，从青年视角而言，流露“丧情绪”与传播“丧文化”，表面上展现出来是一种源于行动与价值不符所产生的失落的自我的形象，实际上这是一种排解精神压力的自嘲性方式，其同样拥有“丧中带乐”的发展倾向。

“丧文化”虽是一种新兴的带有颓废、消极色彩的网络流行亚文化，但并未在现实生活中映射出一种强烈的反抗性与叛逆性特征。弗洛姆曾阐释“社会性格”的概念，即一个社会想要维持正常运转状态，就会培养人去适应社会需要的性格结构。青年群体在新媒体平台上释放“丧情绪”与传播“丧文化”，从某种程度而言，情绪的主动表达，增强了个体的情绪健康度，提高了个体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在青年群体中，“丧行为”也并非是“丧文化”的附庸品，在主流文化的影响下，“丧文化”传递着时代的暗语，始终未达到占据青年主流思想的位置。

在崇尚观念多样性和独立思考的时代，“丧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丧文化”与“丧行为”两者也处于一种相互割裂的状态，两者并不具备因果相承关系。在青年群体中，有人视“丧文化”為麻醉药，有人则视其为清凉剂。由此，理性并客观看待“丧文化”应是对“青年亚文化”应有的一种心态。

四、结语

总之，在网络传播机制的影响下，青年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物质与精神上的断层压力促成了“丧文化”的广泛传播。“丧文化”虽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青年亚文化而成长起来，但其内核并未与“负能量”等颓废文化相互捆绑消费。在信息浪潮翻涌的网络化时代，对“丧文化”等非主流文化保持一种审慎、客观而理性的态度更应大力提倡。

参考文献

[1] 萧子扬，常进锋，孙健.从“废柴”到“葛优躺”：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网络青年“丧文化”研究[J].青少年学刊，2017（03）.

[2] 魏韬.网络传播时代的“丧文化”[J].青年记者，2017（32）.

[3]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1.

[4] 李瑶.中国“丧文化”现象的亚文化研究[J].艺术科技，2019（32）.

作者简介：邓伍赛妍（1999.01- ），女，江西萍乡人，广西民族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闻学;上官康鑫（1999.12- ），男，江西萍乡人，中国海洋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