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七十周年以来民族精神教育的基本经验研究

马欣欣

摘 要：建国七十周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族精神教育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教育成果，也积累起了丰富的基本经验。这些基本经验主要包括：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高度看待民族精神教育;将民族精神教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

关键词：建国七十周年;民族精神教育;基本经验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建国七十周年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奋斗史，也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教育的历史。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通过全面梳理建国七十周年以来民族精神教育的实践探索，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精神教育的探索是一个在继承已有经验基础上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的动态过程。

一、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高度看待民族精神教育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撑。”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族精神教育问题，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高度看待民族精神教育问题。

（一）充分认识民族精神教育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

社会团结的核心和基础是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道德规范，而民族精神就是这种共有价值观和共同道德规范的表现。民族精神是一种高度自觉的强烈的理性精神，能够统一和整合全体国民的意志和意愿、使全体成员达成共识，和衷共济、荣辱与共，共同推动民族解放和国家的发展。民族精神的这种激励功能很大程度上要靠教化得以实现。所以，发挥民族精神的激励功能，既要依靠民族精神伟大传统的日常熏陶，更要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教育和培养。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这些论述是对民族精神的重大价值做出的科学判断，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精神教育重要意义的高度认识。

（二）将民族精神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范畴

精神文明建设要通过严密的教育体系建立来实现，民族精神教育通过有目的有意识的教育与培养使民族精神成为人民群众的内在追求，因此，民族精神教育应该纳入精神文明建设范畴。邓小平曾指出：“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将作为民族精神教育的核心部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是将民族精神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范畴的重要体现。胡锦涛指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把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重要任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教育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这主要表现为通过民族精神教育可以将外在的民族基本任务和行为准则转化为民族成员内在的精神素养，形成民族成员自觉性的民族精神实践活动，并由此构建成为具有本民族鲜明特色的精神体系，实现民族特征由物质向文化并最终向精神层面的不断升华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通过学识教育与养成教育来实现教育目标，对学生实现民族精神内化的培养工作，在人格上塑造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民族精神的新一代民族成员;同时，还要注意重视社会教育体系对民族精神教育的作用，将民族精神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文化建设的主旋律。民族精神是精神文明的核心，民族精神教育也就必然成为当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将民族精神教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

民族精神不是纯粹而虚幻的精神臆造，它来源于社会实践，也必须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因此，民族精神教育教育的内容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才能实现与时俱进，并有效的实现民族精神教育的目标。将民族精神教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經验之一。

（一）与党的中心任务相结合是民族精神教育与时俱进的要求

科学理论是从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提炼、抽象出来的，理论成果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都会面临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也会肩负着不同的中心任务。近代以后，外国列强一再发动野蛮侵略，国内统治者昏庸腐败，致使中华民族处于危机四伏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是近代民族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最主要的历史任务就是实现国富民强。改革开放以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党的中心任务，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提出，为中国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不仅是需要民族精神教育来凝神聚气，而且这一进程也必将是民族精神现代价值不断彰显的过程，从而有利于民族精神的教育。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精神教育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与具体的历史实践相结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毛泽东思想，并在其指导下将传统的革命精神发扬创新为现代的革命精神，创造了诸如长征精神、红岩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沂蒙精神等一系列优秀精神成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新的中心任务，培育了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又结合着时代主题和世界形势的变化，适时加快改革，扩大开放，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育了开放、创新等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创业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所体现的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的精神;大庆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是在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改革创新精神、依法治国精神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培育的新时代的民族精神。

围绕“社会实际”是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抓手，有助于通过身边可亲可感的事例引起人民群众的共鸣，实现润物无声的民族精神教育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与事迹是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素材。通过这种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将更加有血有肉，更好的增强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品质的作用。开展民族精神教育工作和管理其他社会事务一样，党和政府的目标、人民群众的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对于党和政府宣传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牛玉儒等一批典型人物，宣传抗洪救灾、抗击“非典”精神，对于宣传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对于宣传人民群众在创造新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广大人民群众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二）民族精神教育为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

民族精神教育，既要坚持继承的原则，不能割断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之脉;也要坚持发展的原则，反映时代特征，因此要将党的理论创新与民族精神教育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党和国家的理论创新是与民族实际紧密相关的，所以，民族精神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党和国家的理论创新成果中也能够体现出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品质，而党和国家的理论创新是我们中华民族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更高层次的民族精神。就如中国精神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精神支撑一样，民族精神教育为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江泽民十分重视将民族精神教育中的民族内涵与时代性相结合，他指出，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加以继承和发扬，并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为之增添新的内容。”江泽民还提出根据时代发展变化不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任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民族精神教育鼓舞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英勇斗争、不怕牺牲，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提供精神动力;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民族精神教育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为改革开放的新征程提供精神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民族精神教育凝聚人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新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民族精神教育凝聚全民族的力量，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撑。

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独特内核和灵魂;而时代精神，则是指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体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本质及其必然趋向或者说是指集中体现于社会意识形态中的那些代表时代发展的潮流。因此，将时代精神的内容融入民族精神教育中是教育的现实需要。时代精神的主体承担者总是一定的民族、国家，任何一种时代精神本质上都是一种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若脱离了内化于民族心理意识之中、深藏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之内的民族精神，不仅失去生命力，而且无从谈起。时代精神之所以是民族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就是因为在各民族发展的整个历史长河中，民族精神既传承了原有精神的精髓，又在各个历史时期体现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的特点。民族精神必须不断地进行自身的扬弃、更新和转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在一定历史的结合点上是有机统一、互动共生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演进历程，就充分说明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这种关系。改革开放的实践要求我们根据时代特点、中国特色来理解民族精神教育，因此，民族精神教育要将每一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加入其教育内容中，才能彰显自身不竭的生命活力和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

三、“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建国以来民族精神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与改革开放实践中涌现出的时代精神相结合，使民族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中得以升华和发展，将民族精神教育推向现代化，从而培养全体人民的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和艰苦创业精神，增强他们勇于开拓、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以及为国、为民、为社会主义而贡献自己聪明才智的向心力、内聚力。

（一）坚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民族精神教育以中华传统文化形式为载体，将有利于民族精神内化为公民的个人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民族精神教育主要采取了以下方式：第一，要认识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各民族文化的共通性，扩展兼容并蓄的文化情怀，进一步扩大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开放。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信息沟通越来越发达，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领域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面对这些变化，要认识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各民族文化的共通性，扩展兼容并蓄的文化情怀。只有以宽容平和的心态看待一个多元文明并存和多彩文化互动的世界，才能实现求同存异，实现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从历史上就是开放性的文化，既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独特魅力，又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情怀接收外来优秀文化。改革开放为进一步扩大文化方面的交流奠定了物质基础，兼容并蓄的历史传统又为中华文明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供了内在可能。第二，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传承民族优良特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文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有史以来，爱国主义就像一条逐渐形成并日益坚固的精神脉线，牢牢地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爱国主义教育是民族精神教育的核心内容，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将亿万人民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上，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民族优良特色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应该加以大力传承与努力弘扬。比如，民族精神中所倡导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都集中体现了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融合统一。

（二）“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

习近平指出：“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民族精神是传统文化的提炼和升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是爱国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确立的坚实思想基础。古代思想家对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是“天下大同”，这个概念其实内涵了“仁爱”“自强”“宽容”“和谐”等思想，许多历史人物均提到过“大同”的概念。大同思想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大同理想与爱国情操是相融合的，与爱社会主义也是相统一的。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以大同为最高理想的传统。”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蕴含着各民族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和心理基础，也是民族理想确立的基础。民族精神教育就是以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为物质基础，以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为思想基础，通过社会大众所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和思想观念，为民族精神教育提供心理基础。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历史的遗迹，更是扎根于民族心灵的文化烙印。民族精神都是历史的产物，钱穆曾指出，“中华文化表现在全部历史过程中，没有历史就无从谈及文化”，“我们应在历史进程之全时期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看他如何配搭组织，再看他如何动进向前，庶乎对于整个文化精神有客观，较平允之估计与认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为民族精神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用生命讴歌爱国主义的偉大诗人屈原，他的《国殇》，对在卫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楚国将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悼念。秦朝以后，历代君主都不满足于偏安政权，而以实现天下统一为己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所以被后人推崇，就在于他们都完成了统一大业，安定了天下。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自古已然，近代则更加发扬光大。面对强敌，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华儿女中涌现了象林则徐、关天培、冯子材、邓世昌等一大批民族英雄。在民族精神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在现有的社会思想资源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现实条件下，结合传统与现代，抛弃传统与现实中种种非人性的或者忽视个体发展的因素，恰当地结合全球意识以及其他国家和民族先进的精神状态，将历史的责任感和时代的使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合乎经济全球化进程需要的，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民族精神教育，以此来促进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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