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新问题：教育转型期教育矛盾解析

发布时间:2021/12/09 阅读数:791

摘要：中国现代教育转型使得教育面临着新的问题，教育实践者、研究者甚至整个社会都在矛盾中艰难抉择。在当下的诸多教育问题中，培养考生还是培养学生，教育接轨还是教育转执，开展教育学研究还是教育研究，是迫切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教育问题;教育转型期;学生培养;教育转型;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G5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20）07B-0017-04

教育转型期是各种矛盾的交汇期，不管是学校还是政府，不管是实践者还是研究者，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在艰难的矛盾中做各种抉择，有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有前进的也有倒退的……矛盾越复杂，抉择就越多元。教育观念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只有是否适切现有时代的教育实际，能否引导教育走向更高的品质，能否催化文明走向更高层次，能否让人性在教育中愈加美好起来。教育的观念和实践就像大地的上道路，各处自有不同，甚或有水陆之分;路雖有不同，但“罗马”的位置从未变化过，条条“大路”都通“罗马”。从原始社会开始，教育经过了慢长的人类文明同频发展的探索，慢慢发现了人的价值，并把人的价值的发掘和增值作为自己永恒的目标。向着这样的“罗马”圣城，今天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都在追问教育“路在何方”？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不同的取径，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语境，但我们都在面临一些共同问题。这些问题不外乎教育应该怎样影响人的社会化进程，教育应该怎么样坚守人的培养目标，以及由此延展开来的相关问题。

一、培养考生还是培养学生？

培养健康的人，是今天教育对人的价值最朴素的认同。培养一个健康的人，让他们始终保持着学习的兴趣和对这个世界的好奇，这时候，学校培养的就是学生了。在学校教育语境中，培养学生，首先是培养考生，但培养考生绝不是培养学生的全部。我们要培养学生获取成绩的良好学习习惯、思维品质以及持续勤奋的精神状态，这样的考生才会成为学生，而不会止步于考生。思维方式的培育是考试最重要的影响要素，对学科的基本问题思维方式的建构，对不同学科思维方式共性的理解，这就是中国人所讲的“法”（基础教育讲“道”实在是过于拔高了）;而总是寄希望于做卷刷题，以求得师生彼此的心理安慰，只能说是“技”，连“术”都算不上。

培养考生的教育是“技”的训练，培养学生的教育是“法”的传授。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基础教育应该训练学生思维力，思维力的缺席是很多学校陷入考生培养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培养考生的教育往往关注答案的对错，而忽视了思维力的培养。对于学生来说，对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对错误的分析——不仅有思维方式的自我纠错，还有思维过程的自我检查。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价值观的自我反思。

中小学若没有价值观系统建构的教育，学生所获的知识便是零碎的，无法形成系统，更无法形成综合素养。我们一直倡导中小学要开设“中国儿童哲学课”，利用生活的事例和经典的著作一点点告诉孩子中国人是怎么思考的，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引导孩子慢慢形成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这便是孩子将来精神成长的底色。随着他们对客观世界观察、了解和实践的深入，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系统越来越丰富，他们会慢慢成为一个有国际视野的真正的理性公民，而不会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

中小学教育过程中“法”的传授不仅限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系统这两方面，还要关注学生理性精神的培养。一个具有理性精神的人，内心是敞亮的柔软的，对自我是有约束的。理性精神的培养和思维方式的培育、价值观系统的建构一样，不是一门课程的开设就能解决的。虽然有学校开设了元认知训练课，希望一并解决这样的问题，但其实这是期待过高了。这个问题是需要整个教育界培育一个观念：从培养考生到培育学生转变。这不是一门课程的设置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一种思想的培育。

约言之，做题不是目的，分数不是目标，我们要通过做题和分数的获得来培育一个好学生：具有良好思维品质、健康价值观系统及理性精神的健康人。

二、教育接轨还是教育转轨？

近20年来，选择国际课程、申请国外高校的学生越来越多，基础教育国际化成为中国教育无法回避的问题。教育国际化是教育转型期最有时代特征的问题，也是最迷惑人的问题。从1872年詹天佑等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开始，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已经走过了近150年的历程。从去英、美、加、澳留学到在中国创办国际学校，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在发生着转变。陈如平的《论我国基础教育的国际化》根据基础教育国际化的不同主体、程度和途径，将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模式划分为合作办学模式、扩展国际业务模式、项目合作与交流模式、境外教育消费模式、专业研修模式，并指出，中外合作办学仍是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模式[1]。

中外合作办学即创办国际学校，成为教育转型期教育转轨的一个重要现象。国际学校在义务教育阶段必须执行中国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不过国际学校一般都会增开母体学校的主干课程，高中阶段则基本上都是母体学校的课程了。任何一种新型的学校样态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因此要因势利导，让其成为教育转型期一种良性的力量。国际学校的出现是基于教育者有国外升学的需求。考虑到基础教育阶段的受教育者多尚未成年，独立生活能力不足，到国外求学存在诸多困难，选择在国内上国际学校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但若仅仅将国际学校的功能定位在国外升学上，那么教育转型期的教育国际化转轨就没有产生更多的能量。

国际学校首先应该为中国教育转型提供另一种解决问题的观念和实践路径。我们必须面对社会对高品质教育的现实需求，但是在关于什么是高品质的教育的观念引导上，我们必须争取主动。贵族学校不仅是有钱人去读的学校，更是培育贵族精神的学校;国际学校不是有国外升学需求者去读的学校，更是培养有开阔国际视野的公民的学校。国际学校要为中国教育转型提供另一种教育价值观探索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是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国际学校不是仅为国外大学培养合格新生的，更是为中国更有效地融入更广阔的世界格局中去而培养人才的。因此，在国际学校的义务教育阶段实施中国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底线是不可突破的。所谓多元文化，一定是有个一元文化为基础和底色的，对中国孩子来说，这个一元文化就是需要中国义务教育课程去传承的中国文化。有了中国文化的底色，国际学校的学生才会和谐地吸纳和平衡多元文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

国际学校还应该为中国教育转型期的课程改革提供参照。任何一个国家的课程改革靠自己内部的力量都是很难实现的，有了国际学校的课程实施作为参照，中国课程改革的视野便会更开阔，会具有更多的选择性和可能性。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课程改革的立足点是解决中国教育的问题，而不是照搬国际名校课程。1942年，钱穆说：“中国创办新教育，自前清同治初元迄今八十年，始终不脱两大病。一曰实利主义，一曰模仿主义。实利主义之病，在乎眼光短浅，不从本源处下手。模仿主义之病，则在依样葫芦，不能对症发药。其实二病仍一病也。病在始终缺一全盘计划与根本精神。我所谓全盘计划与根本精神之教育，当名之曰‘国家教育。而前清以来八十年之教育，则殊与国家教育无涉。”[2]这种实利主义、模仿主义倾向至今犹存，对于当下中国的课程改革乃至教育改革仍有警示意义。中国教育国际化转轨的目的是什么？是使中國教育更好地满足中国社会的各种教育需求，形成适应时代进步的中国特色教育体系。我们不是要让普通学校复制国际学校的课程设置，更不是用国际学校代替普通学校，而是让国际学校的课程实践成为中国教育转型期中一种良性的力量。由此，我们就要警惕创办国际学校以与国际接轨这一立场了。

中国教育要与国际接轨，这个说法甚为流行。其实这个说法最具迷惑性了。教育与文学一样，各国自有系统，根本就没有一个国际“共轨”，与国际接轨，我们接哪一轨？创办国际学校打通国外升学渠道，就是与国际接轨，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借鉴国外的教育经验和教育理论为我们的课程改革服务，这是理性的教育国际化转轨，而不是接轨。转轨与接轨不同，转轨是基于自身的发展的需要和外在环境的变化而主动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而接轨则是直接对接另一种已经存在体制机制。接轨固然需要转轨，但转轨则未必一定要接轨。反观中国的教育发展，需要的无疑是自我革新的转轨，而不是对接他者的接轨。

三、教育学研究还是教育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教育研究界便不断译介国外各种教育理论著作，对近40年的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索均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我们应该明白，所有研究的落脚点都应是为建设自己的理论和改善自己的实践。

教育转型期中国教育问题解决固然需要有赖于他域的参照，但更应该自觉地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话语表达的方式和系统。近40年来，我们的教育学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是为什么大多数研究成果并不能对教育实践起到明显而有效的指导改善作用呢？针对这一现象，甚至有学者喊出“教育学的终结”，指出：“如果研究者不再徘徊于教育学的废墟，而是‘走向事情本身，关注教育理论的真正发展，接受更多的现代知识训练，以经验研究——但不要误认为一般的教育调查就是经验研究——代替单纯的抽象思辨和现象直观，以教育事实代替教育文献，定会为教育理解提供富有解释力的理论图式。”[3]我们应该反思，在现代教育转型期的当下，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教育理论研究？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教育实践的探索？

所谓“教育学的废墟”，我想主要指的就是那些用国外的教育理论建造的完美教育“梦工场”。这样的“教育学的废墟”的建设者是现代教育转型期中的最苦痛的人了，因为他们知道，在今天中国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中，他们是缺席的。布莱克说：“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4]我们必须从“教育学的废墟”中走出来，应该清醒地定位我们教育学的研究不是为了在中国教育实践中寻找外国教育理论的例证，更不是用中国教育的实践去证明国外教育理论的正确与高明，而应该回溯本民族的教育理论系统的流变，理性地梳理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同时借鉴国外的教育理论，形成自己的教育理论话语系统，指向中国现代教育转型期诸多矛盾的解决。当然另一端，我们更需要教育研究，研究我们的教育实践传统，研究我们当下教育实践中的诸多问题。

教育学研究和教育研究是两个系统，互有关联，不能等同视之。现代教育转型期我们更需要教育研究，所谓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主要指的是这一系统的研究。譬如：研究师生关系的现状，提出改善的方案;研究班级管理的实际问题，找出班主任专业化的具体实施路径;研究学科课堂教学的优化，建构学科核心素养实践体系;等等。这样的教育研究是我们最需要的，也是教育转型期问题解决的最重要途径。

教育研究群体需要培养，这是解决教育转型期问题的重要举措。应该倡导大学和研究机构更多地投入教育研究，与中小学教师合作开展研究，这样的研究才是“走向事情本身”又“直面教育及社会变迁事实的教育理论，‘的研究。当然，中国教育转型期的教育矛盾的解决更需要唤醒中小学教师的研究热情，引导中小学教师成为自觉的教育行动研究者，对自己的教育实践进行思考和探索。当教育实践者有了自觉的行动研究意识的时候，我们在教育转型期遇见的很多问题才会真正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陈如平.论我国基础教育的国际化[J].当代教育科学，2910（14）：3-7.

[2]钱穆.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1册[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259.

[3]吴刚.论教育学的终结[J].教育研究，1995（7）：24.

[4]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段小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38.

责任编辑：杨孝如

收稿日期：2020-06-11

作者简介：陈国安，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6）副教授，苏州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苏州大学实验学校校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语文教育学和基础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