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视阈下的文化接触与文化认同研究

徐丽丽 郑佳微

摘 要：在中国的汉字尚未引入日本之前，古代日本只有原始语言而无文字，歌谣、历史文学等的记录只能依靠“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自中国的汉字传入日本后，日本开始通过文字进行记录，而这一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三世纪，汉字与汉文作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由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传入日本，自此大和民族便拉开了使用汉字的历史序幕，并开始长期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如此一来，阅读及使用汉文成为了日本人所要掌握的重要技能，中国文学也成为日本人学习书写汉文、汉诗的样板，汉籍则成为日本列岛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重要手段之一。

关键词：汉籍;《千字文》;日本;朝鲜;王仁

“汉文”构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日本的汉文教育历史悠久，在整个东亚地区的汉文教育史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是域外汉文教育的一个重要支脉。而这些又都是与汉字、汉籍的传入、江户时期应运而生的最早一批日本汉文教材，以及其后各时代针对日本国语教科书中的汉文展开的实践教学密不可分的。本文旨在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以早期传入日本的汉籍《千字文》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日本在与汉文化接触过程中的文化认同。

一、最早有关《千字文》东传日本的记载

日本有关《千字文》的记载，最早见于第一部文学作品《古事记》：“阿知吉師者、阿直史等之祖。亦、貢上横刀及大鏡。又、科賜百済国、若有賢人者、貢上。故、受命以貢上人名、和邇吉師。即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幷十一卷、付是人即貢進。”我们亦可从《日本书纪》中寻觅到与《古事记》极为相似的一段：“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済王遣阿直岐、貢良馬二匹。即養於軽坂上厩。因以阿直岐令掌飼。故號其養馬之処曰厩坂也。阿直岐亦能読経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皇問阿直岐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対曰、有王仁者。”

由上述引文内容，我们大体可了解到以下四方面信息：（1）应神天皇时期，百济、新罗等位于朝鲜半岛的国家积极地向日本提供器物、良驹、书籍及具有高超技术的人才等。通过“貢上”、“貢進”、“科賜”、“受命”等表述也不难看出，此时百济、新罗等朝鲜半岛诸国处于朝贡国的地位，他们与日本之间尚处于王权间的友好交往，反映出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之间的往来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2）据《古事记》所载，《千字文》是一位被称作“和迩吉师”的人由百济传入日本的，而“和迩吉师”在《日本书纪》中则被记录为“王仁”;（3）《日本书纪》中仅记录了有关王仁作为使者渡海赴日及向太子莵稚郎子传授汉籍的事实，但并未如《古事记》般提及将《论语》、《千字文》一并带入日本之事;（4）《古事记》中应神天皇主动提出进献“贤人”的要求，百济应命，从而汉籍及传授汉学知识的人才方以此为契机由朝鲜半岛进入日本，而《日本书纪》中则明确记载着有关太子莵道稚郎子拜王仁为师学习汉籍经典的这段历史。由此可见，当时日本列岛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或文明）的向往、热爱与崇拜之情。

二、针对《千字文》东传日本记载中若干问题的考察

（一）“和迩吉师”与“王仁”

据我国史料记载，自后汉以来，日本（或倭国）便常向中国派遣使者，而在日本史书中却找不到任何有关七世纪以前日本向中国派遣使者的记录。也就是说，七世纪以前传入日本列岛的汉籍并非是由日本直接从中国获取，而是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换而言之，日本列岛在最初接触中国文化之时，是完全以朝鲜为媒介间接性地完成的。

《古事记》作为日本现存的最早的文学作品，虽全书使用中国汉字书写而成，但仅为借助汉字、汉语词汇及汉文语句来尝试书写日本历史的文学典籍，其中的部分内容为假借汉字的读音作为记录日本语言的符号系统来认读的，并非具有该汉字在汉语中所代表的实际意义。笔者认为“和迩吉师”便是一例。“和迩”日文读作“ワニ（wani）”，与汉语“王仁”的读音极为相近，可以由此判断，“ワニ”应为“王仁”的中文音译，是假借“和迩”二字标识出来的。“吉师”，又作“吉士”、“吉志”或“企师”，日本以此作为对由古代中国大陆及朝鲜渡海前往日本列岛定居的、主要从事对外交涉事务的、“王”一般重要的人物的称呼。而“王仁”则是在应神天皇时期由阿直岐推荐，受阿竿王之命，从百济渡海抵达日本，不仅将汉籍经典《论语》、《千字文》传入日本列岛，同时还兼顾向日本皇室传授汉字、汉文及儒家学说之责，被日本奉为“日本文学的始祖”，为对外汉文化的传播作出了伟大贡献，这也恰好与“和迩吉师”的身份相符。从以上两点来看，“和迩吉师”即“王仁”，是王仁抵达日本列岛后的称呼，二者所指实为同一人也。

（二）针对选用《千字文》缘由及对汉文化接受情况的考察

如果说，从《论语》在朝鲜半岛传播的广泛性和有效性、作为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向世人所展示出的深刻内涵及对后世的影响力等方面来看，可以使我们很容易理解王仁向应神天皇进献此书的缘由的话，那么，《千字文》仅作为孩童蒙养阶段所使用的教材，又是如何受到青睐的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千字文》的多重功用、诗性及其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渗透这三方面展开探讨。

据推测，《千字文》的具体成书时间大致在公元502-537年期间内，最初是以梁武帝欲教皇子们读书为契机，命殷铁石从王羲之的作品中拓下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以供识字之用。实际上，早在《千字文》问世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如《仓颉篇》、《训纂篇》、《凡将篇》、《滂喜篇》、《急就篇》等用以教授儿童识字、传布常识的中国古代幼儿启蒙课本，但现今除《急就篇》流传下来并在北朝时期较为盛行以外，其它则均已亡佚。而在《千字文》问世之后，虽然《急就篇》也通篇整齐押韵、内容丰富，但无论从其构思的巧妙性、知识的趣味性、传播及应用的广泛性等各方面都远不及《千字文》。《千字文》不仅是用于识字的启蒙课本，還由于其中每一个汉字的字形均为王羲之书法作品的拓本，因此受到历代书法家的青睐，也成为了书法爱好者们习字临摹的圭臬。所以，从《千字文》的这一功用来讲，也是其它任何启蒙教材无法比拟的。我国著名汉学家王晓平在《亚洲汉文学史中的<千字文>》一文中指出：“用韵是诗化的重要特征，但《千字文》的诗性还不只表现在用韵成文上。它总起笔，就显示出诗人观察把握世界的方法。从开天辟地、历史推移、季节变换、天生万物，叙及文明发生、自然与社会的运动，寥寥数语，寥寥数语便使人感到置身万事万物不息的运动之中，感受到宏阔的气势和沉重的历史感。那俯瞰宇宙、纵观自然、把握人生的眼光，凸显出编写者的诗人气质。”

诚然，《千字文》编撰的目的与功能主要还在于启蒙教育，但其实际价值及在传入周边他国后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自身作为启蒙识字、习字教材的角色。《千字文》传入朝鲜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在古代朝鲜的汉字、汉文教育方面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影响可谓最为深远。朝鲜半岛在汉文化的长期熏陶下，上至贵族子弟，下至平民百姓，都是以《千字文》作为基本教材来使用的，同时也形成了官学、私学、汉语口语、质正官等一套全方位、多层次的汉字、汉文教学体系。在《千字文》传入朝鲜半岛以后，不仅限于作为启蒙教材的广泛使用方面，还渗入到了古代朝鲜的宗教信仰当中。巫术，作为萨满教的一个分支，是古代朝鲜文化和宗教的核心，在历史上曾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口口相传的朝鲜巫歌《乌山十二祭次》中首先便提到了《千字文》一书，歌中唱到：“先学习《千字》、《幼学》、《蒙童》（后略）”。而巫歌《指头书》中则有：“人说：‘玉出昆冈，金生丽水是何意？”，很明显也是引用了《千字文》中的句子。⑤可以说，《千字文》对古代朝鲜的教育观念、宗教信仰乃至政治制度都有着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笔者在此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学界对于《古事记》中记载的和迩吉师携《千字文》抵达日本列岛一事，仍始终报以怀疑的态度。原因是，《千字文》的作者周兴嗣生于公元470年，死于公元521年，因此《千字文》的成书时间应在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这一期间内，然而，和迩吉师由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出发渡海至日本列岛的时间则为应神天皇十六年（285年），即公元三世纪，从年代上来看二者并不相符。因此，针对这个疑问，自江户末期起便引发了学者们广泛的讨论，其结果大致可归纳为三类：（1）《古事记》的错误记载;（2）《古事记》中所载的《千字文》实际上为魏国钟繇（151-230）所著，是周兴嗣《千字文》的原型;（3）日本古代史纪元有意拉长了初期天皇在位期限的结果所致，而这也是目前比较受到学界认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古事记》毕竟属于野史小说形式的日本最早的文学作品，其中记载了一些凭记忆记下的旧事及口口相传的故事等，其语言风格也灵活多变，并非具备正规历史书籍应具备的条件，与真实的历史史实产生分歧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也是作为日本最早正史的《日本书纪》并未明确提及此事的原因之一吧。

综上所述，在漫长的识字和文化教育中的幼儿启蒙课本是难以全存于世的，而《千字文》则自问世以来便常为人用，不仅在我国盛行，同时还作为贡品传入朝鲜、日本等周边他国，且长期受到教育者的欢迎，是与其一方面作为汉字启蒙的教材之用，另一方面也饱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密不可分的。它与《论语》同样，作为朝鲜、日本等东亚他国的汉籍经典教材展示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顽强的凝聚力及隽永的魅力。

三、结语

文章立足于东亚视阈下的文化接触与文化认同这一全新视角，围绕在日本早期引入汉籍阶段我国古代经典《千字文》传入日本的具体情况展开考察，通过充分的史料分析，深入探讨了《古事记》、《日本书纪》中分别记载的“和迩吉师”与“王仁”之间的关系、选择《千字文》的缘由、《千字文》在朝、日两国的传播及影响等问题点，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汉文化（或汉文明）在东传日本之时，日本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朝鲜半岛所扮演的角色等。

据考证，日本自绳纹后期起便开始接触中国文化，且零星地接受了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东迁传入日本的过程中，朝鲜半岛成为了日本接触和接受中国文化（其中也混含着朝鲜半岛文化）的“中转站”，这是由朝鲜半岛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文章引入“东亚”这一概念，是从整个东亚文化交流的视角出发，重视并深入探析朝鲜在中日汉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桥梁作用的，旨在建立起一种整体的文学文化研究观念。

参考文献

[1] [日]山口佳纪，神野志隆光校注·译.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古事記[M].东京：小学馆，1997：266-268.

[2] [日]小岛宪之.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日本書纪[M].东京：小学馆，1994：482-484.

[3] [日]田村晃一，铃木靖民.新版古代の日本第二巻アジアからみた古代日本[M].东京：角川书店，1992：390.

[4] 蔡毅.日本における中国伝統文化[M].东京：勉诚出版，2002：2.

[5] 王晓平.亚洲文学史中的<千字文>[M].中国比较文学，2006：138-140.

基金项目：文章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青年项目《东亚视阈下的文化接触与文化认同研究》;国家留学基金委“高级访问学者、访问学者及博士后”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8YJC752039;文章为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博士青年项目《东亚视阈下的文化接触与文化認同研究——以日本高中语文教科书中的“汉文”为例》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8BS14;2019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从日本高中国语教科书中的“汉文”看东亚视阈下的文化接触与文化认同》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JJKH20191328SK。

作者简介：徐丽丽（1980- ），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日本文学与文化;郑佳微（1995- ），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文学与文化。

编辑整理：警戒线杂志社官方网站：www.qnyshzz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