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单位:吉林省新闻出版局
主办单位:吉林省舆林报刊发展中心
编辑出版:《警戒线》杂志社
国内刊号:CN 22-1415/D
国际刊号:ISSN 2095-9893
出版地:吉林省长春市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投稿邮箱 :jjxbjb@126.com
孙嘉琦 陆嘉昊 方舟重洋
摘 要:学界已有研究更多重视客观社会分层与流动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影响,而个体会流动的主观认知对个体的心理状态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本研究运用社会学与心理学相关知识,以高中生的考试焦虑为研究问题,在对河北省雄县中学部分高三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所收集的数据基础上,通过描述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相关分析与bootstrap中介分析,试图揭示家庭压力,社会流动信念与高中生考试焦虑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社会流动信念;家庭压力感知;考试焦虑;中介分析
高考作为中下阶层个体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话题。社会流动研究自1927年索罗金的著作《社会流动》出版以来,已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从视角上看,探讨社会流动模式与社会结构的宏观研究在国内外处于主流位置,为人们理解工业化社会中的不平等形成与变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阐释。相比之下,国内外对从微观角度考察个体的流动经历对其行为与认知评价影响的研究居于次席,但得益于流动研究的发展与统计方法的改进,也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秦广强,2011)。其中许多学者将社会流动时间、方向、距离等作为自变量,发现客观的社会流动特征会对政治信任、生活满意度、群体歧视、阶层认同等主观的心理变量产生影响(盛智明,2013; Faught,2007;Tolsma etal;2008,2009;秦广强,2011)。
不同学者对客观社会流动特征影响个体心理变量的内在机制给出不同的解释:李普塞特与本迪克斯提出的地位相悖理论(Status Discrepancies Theory)认为,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等级地位上,流动改变了个体的地位结构,破坏原生的亲密关系,提供新的阶层环境,进而导致社会适应的困难(Lipset& Bendix,1959);布劳提出文化适应模式理论(Acculturation Theory)认为,流动者面临着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观的不同,需要在持续的社会交往中完成社会融入。(Blau,1956)。除了客觀社会阶层、社会流动特征对个人产生的影响外,个体的主观认知状况同样不容忽视。在现实社会中,经济、社会及文化资本等客观因素决定或描述了人们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人们作为具有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对当下社会结构及阶层分化的认知却是人们超越阶层、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动力。近些年来,社会学研究者使用“社会流动信念”(belief of social mobility)这一概念来界定人们对社会阶层通透性和流动性的认知。
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阐明了个体对社会阶层结构及边界的认知对个体的重要影响(Tajfel,1982)。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当人们相信群体间的边界是可渗透的,一个人可以在各群体之间流动时,就会产生流动的信仰体系(social mobility belief structure),采取社会流动策略,通过个人的努力争取加入另一个地位较高的群体;反之当人们认为群体的边界是不可渗透的,弱势群体成员就会就会采取社会竞争与社会创造策略,要求重新评定其弱势,甚至以集体行动对抗现存制度(张莹瑞,佐斌,2006)。Kelley将社会流动信念定义为个体对客观社会流动的感知,是人们相信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观判断(转引自黄四林等,2016)。近年来,社会流动信念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有学者通过中介效应检验研究发现,社会流动信念是公正感影响个体行为的中间桥梁(黄四林等,2016)。公正感通过社会流动信念的间接中介影响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学业投入(黄四林等,2016)。但目前学界对于主观社会流动认知的实证研究与相关探讨并不充分。社会流动信念对个体心理状态与心理健康的具体影响仍存在很大的空白。
考试焦虑是指个体面临考试时,由于渴望好成绩或担忧考试失利,而产生紧张、担忧、不安、失眠等身心变化。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产生适当的考试焦虑是考生对于学业重视的外在反应,是学生对学习积极投入以期实现社会流动的具体表现。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教育与个体的社会流动机会之间联系愈加紧密,国外已有相关研究探讨社会流动对于学生心理状况的影响:美国一项研究发现相对于白人学生来说,黑人学生对学校的价值和社会流动性都有更强的阻碍性认知,从而他们对于教育的消极情感态度也更加强烈(Harris,2008)。瑞典也有研究发现处于向上社会流动和流动相对静止家庭中的子女会比向下流动家庭中的子女心理健康状况更好,患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概率更低(Timms DW,1996)。然而,国内的相关研究比较匮乏;在家庭因素、社会流动信念都对高中生心理状态有重要影响的情况下,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同时,在“高考改变命运”与“寒门难再出贵子”两种论调并行的中国社会,探讨个体对于社会阶层边界流动性的感知与其考试焦虑程度的关系更具有现实意义。
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家庭压力对考生考试焦虑情况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二:社会阶层流动性的主观感知——社会流动信念对考试焦虑情况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三:社会流动信念在家庭压力与考试焦虑之间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选择及基本情况
本研究将河北省保定市雄安新区雄县中学199名高三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河北省雄县中学管理非常严格,实行住宿制,是一所典型的“高考工厂”式学校。文章调查对象来自雄县中学高三419、423、427、429、431班。其中男生68人,占比34.2%,女生131人,占比65.8%。独生子女23人,占比11.6%,非独生子女175人,占比87.9%。文科人数为137,占比68.8%,理科人数为62人,占比68.8%。共发问卷199份,收回有效问卷197份。
(二)变量及其测量
(1)家庭压力感知
家庭压力感知,即家庭成员对高中生学习情况的关心程度。本研究用问卷中的“你觉得家庭成员给你的压力大吗?”衡量个体对家庭压力的感知。该变量为李克特5点评分量表,从“非常小”到“非常大”,家庭压力感知越强得分越高。
(2)社会流动信念
由于现有相关研究对社会流动信念的测量较为缺乏,故本研究采用自编的一套社会流动信念量表,包括“我可以通过自我的不懈努力改变人生”等五个问题,采用五点评分法,在“非常认同”到“非常不认同”中进行选择,分别为1到5分,最后进行加总得到社会流动信念变量,总分越高,社会流动信念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67。
(3)考试焦虑
学界对于考试焦虑已有许多测量量表可供选择。文章采用刘叶编制的“高中生考试焦虑量表”(刘叶,2013)。该套量表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编制,且初步证实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本研究中α系数为0.80。
(4)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变量与主观社会阶层。主观阶层测量采用赵华丽制作的主观阶层地位测量图式,该图式将社会阶层形象比喻为一个分级的阶梯,共10阶,每一阶梯代表不同阶层,调查对象根据自身家庭情况选择相应的选项,从1到10阶层地位逐渐升高。(赵华丽,2018)
(三)统计方法与模型构建:
本研究主要使用描述分析,相关分析,线性回归分析及中介分析方法。采用SPSS 23.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与分析。采用频数、均数、标准差、频数描述变量的一般情况。采用相关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验证家庭支持感知与社会流动信念对考试焦虑的直接影响。采用通过Preacher和Hayes编制的process插件完成的bootstrap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对社会流动信念在家庭支持感知与考试焦虑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
二、结果
(一)相关分析
我们将家庭压力感知、社会流动信念与考试焦虑三变量进行两两相关分析,结果如表三。从中可知虽然家庭压力感知与考试焦虑间的相关没有通过卡方检验,但家庭压力感知与社会流动信念、社会流动信念与考试焦虑之间都存在显著的中等相关。故家庭压力感知可能间接作用于考试焦虑,而社会流动信念可能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
(二)線性回归分析
我们将家庭压力感知(X1)与社会流动信念(X2)作为自变量,考试焦虑程度作为因变量(y),主观阶层梯度(X3)、性别(X4)、年龄(X5)作为控制变量,分别建立模型1与模型2,其中模型1只投入自变量,模型2投入控制变量,结果如表3。
模型1的调整后R2为0.121,其回归方程为:y=1.225x1+0.799x2+23.709,其中,社会流动信念对考试焦虑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B=0.799,p<0.01),家庭压力感知与考试焦虑度则无显著影响(t=1.225,p>0.1)。
投入控制变量后,模型2拟合度有所上升(R2=0.185)。其回归方程为y=1.204x1+0.712x2+0.867x3+2.617x4-1.564x5社会流动信念对考试焦虑度的影响稍有减弱,但依旧显著(B=0.712,p<0.01)。家庭压力感知对考试焦虑的影响依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t=1.204,p>0.1)。这说明社会流动信念对考试焦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家庭压力感知对考试焦虑的影响不显著。假设一被拒绝,假设二得到验证。
(三)社会流动信念在家庭压力感知与考试焦虑间的bootstrap中介分析
我们通过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对社会流动信念的中介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自变量x为家庭压力感知,因变量y为考试焦虑,中介变量m为社会流动信念。使用process插件中的模型4,按照Zhao等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zhao,2010),样本量选择1000,置信区间设置为95%,模型的R2为0.26。结果如图四所示。
间接路径在95%置信区间(0.33,1.87)中结果没有包含0,表明社会流动信念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大小为1.00;在控制了社会流动信念变量后,直接路径在95%的置信区间(-0.50,2.95)中结果包含0,表明家庭压力感知对考试焦虑不存在直接影响。即社会流动信念在家庭压力感知与考试焦虑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这说明家庭压力感知对考试焦虑的影响可以完全通过社会流动信念解释,且一定程度上,相比家庭压力感知,社会流动信念对高三学生考试焦虑的影响更为直接与显著,假设三得到较充分的验证。
三、讨论
文章通过对河北省雄县中学部分高三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所得到的数据,考察了社会流动信念这一变量对于高考生考试焦虑的影响情况及其在家庭压力感知与考试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有如下几方面发现:首先,家庭压力感知在本研究在本研究中并未直接影响考生的考试焦虑状况,这否定了我们做出的假设。其次,社会流动信念对于考试焦虑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考生社会流动信念越强烈,其考试焦虑状态也会相对较高。最后,社会流动信念在家庭压力感知与考试焦虑之间起到完全的中介作用,这意味着家庭施加给考生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只有在考生具有较强社会流动信念的前提下才能被考生接收到,进而产生一定水平的焦虑反应。
理论意义上,本研究是对以往相关研究的补充。在以往有关社会流动与高考的研究中,社会学界多集中于探讨客观的社会结构限制、家庭阶层背景等对于个体发展机会的影响(蒙冰峰,2016),其核心焦点在于阶层流动现状、阶层的代际传递、阶层固化程度。在对于主观分层的研究方面,学界也多集中于宏观的社会地位、社会不平等方面,如探究青年群体主观社会地位的性别差异(刘妍良,2016)。心理学界对于高考的研究则多集中于微观的个体层面,探究心理机制,家庭教养方式等微观因素的影响。文章从另一角度出发,将宏观社会流动与微观个体心理联系起来,同时结合心理学与社会学相关知识,综合探讨了考生个体对于社会流动性的主观认知即社会流动信念这一变量对其内在的考试焦虑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本研究回应了主观社会流动认知这一研究范式,并将其运用到对于个体心理状况的研究当中,是对社会分层研究的一种延伸;另一方面,本研究有助于弥补心理学研究对于宏观社会因素的忽视,即个体对于社会状况的主观感知,也会向内作用于其心理状态。同时,本研究也对于日后高中教育方法的完善、高中生心理咨询的发展等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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