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勘录》丛书简介

摘 要：2016年，《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堪录》1-5册被列入西藏人民出版社“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首次公开出版;2017年《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堪录》，被列为“西藏大学民族文化研究中心文库”项目，出版了6-12册。同年8月，这批丛书获得了西藏自治区第二届“人文科学哲学研究成果”二等奖。这批丛书的出版，成为我国首个海外藏文文献校勘本，被学界应用，赢得了一致好评。

关键词：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勘录本出版

一、敦煌文献研究现状与重要性

众所周知，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藏文文献数量居多，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人文学科的所有领域，是研究古代吐蕃历史文化和唐蕃友好关系的第一手资料。

1906—1908年间，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先后潜入敦煌，对中国文化宝藏巧取豪夺，盗运国外，致使敦煌瑰宝流失海外。斯坦因盗走的敦煌古藏文文献约有1854个编号，今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1962年，威廉普散（ValléePoussin）编纂出版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佛教写卷目录》，做了1-765号的编目工作。至2001年，散·冯·谢克（Sam van Schaik）继承威廉普散的工作，完成了766—1774号的编目。另外，原分藏于英国博物馆Or.8210/s.序列中有80个编号的古藏文写卷。伯希和盗走的敦煌遗物中古藏文写卷有3358个编号，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由拉露女士主持编目，成果《巴黎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搜集的敦煌藏文写本清册》（共三本）于1961出版。

敦煌古藏文文献自发现以来，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一致认为英藏、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藏文文献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欧洲和日本学者率先发表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法国学者巴考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法国拉露的《七至九世纪的汉藏关系》，法国戴密微的《吐蕃僧诤记》，英国托马斯的《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和《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日本今枝由郎的《关于西藏宗教会议的敦煌藏文文书》和武内绍人的《中亚古藏文契约》等等，著述了中世纪中亚吐蕃及其邻邦的社会生活的个各个方面。

国学者对敦煌藏文文献的价值也早有认识，近代学者更登群培在其力作《白史》中应用了大量的敦煌古藏文资料。新中国成立后，东噶·洛藏赤列教授、王尧教授、陈践教授、高瑞教授等国内顶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赢得了国际学界的好评。

二、丛书的前沿性、篇章结构和基本观点

在主编和校录人员坚持不懈的努力下，2016年3月至2017年12月间，《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勘录》1-12册得以出版，可堪称我国藏文文献出版史上的一桩盛事。该丛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前沿性：从王尧先生主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来看，法藏文献以法文fonds pelliot tibetains（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藏文收集品） 缩写P.T.序列号共有4450编号。上世纪70年代，王尧先生随周恩来总理访问法国，从法国带回一部分敦煌藏文写卷复印件。这些复印件主要是从法国学者巴考等著《敦煌吐蕃历史文书》 和《法藏敦煌藏文写卷选刊》中选取，主要记录了吐蕃时期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内容。这些资料成为我国敦煌古藏文研究的首批文献。《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勘录》丛书，由专业人士对原始文献中写卷残损严重、缮写字迹潦草的文献进行辨认，开本787×1092-1＼16，以勘录本形式出版，为我国敦煌古藏文研究提供资料之便。

（二）篇章结构：该丛书参考法国藏学家M.拉鲁夫人所编写的敦煌法藏藏文文献目录补充编成。其中P.T是法国Pelliot（伯希和）劫去藏文写卷之意，卷号编码从1起头排序，在同一卷号内有不同内容，则用A、B、C，或1、2、3等数片表示，并在每行字前用阿拉伯数字排序。写卷背面内容，则用字母V表示。每册篇章结构如下：

第一册：p.t.1--p.t.46

第二册：p.t.47--p.t.96

第三册：p.t.97--p.t.151

第四册：p.t.152--p.t.328

第五册：p.t.329--p.t.443

第六册：p.t.444--p.t.589

第七册：p.t.590--p.t.713

第八册：p.t.714--p.t.849

第九册：p.t.850--p.t.990

第十册：p.t.991--p.t.1132

第十一册：p.t.1133--p.t.1286

第十二册：p.t.1287--p.t.1300

（三）基本观点：拉鲁夫人是最早接触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学者之一， 她对大部分文献内容的鉴别和编目工作，具有较高的学术可靠性。故此，该丛书将拉鲁夫人法藏藏文文献目录作为参考的前提下，鉴于文献全貌从未面世之现况，将影印文献全文录入，与底本逐字逐句进行校对，无增删改易，以最大限度呈现文献原貌，并将其作为基础史料，为学术研究做准备、

三、丛书的创新点、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

首次将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以勘录本形式呈现。同一卷号中多个不同内容文献行数均用数字计量排序，从而便于断清每册中录入的文献卷数。藏文卷号P.T.3V、P.T.18V、P.T.27V、P.T.39V文献中断的部分汉文文献，在此勘录本中未录入。同一卷号不同内容的文献间，用两个一字节曲线表示文献内容的结束或者开端。同时，作为勘录本，该丛书对原文零增删改易，以存底本原迹;并运用专材校书，校勘过程中遇到困难向专才请益;同时，丛书成果为单行校勘本，主要作为学术参考文献。

另外，以国内出版的法藏藏文文献影印本为蓝本，借助“国际敦煌项目” 网站的图片为辅，对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进行校勘录入工作，其重要内容有：第一，敦煌古藏文文本均为手抄本，是当时有关人员的私人笔记和抄经生的作品。文字书写极其不规范，生僻字、随意简化字、省略字随处可见，加之相当数量的文本由古藏文草书书写。从而给识读和录入带来一定的困难。甚至有些生僻字在现有的藏文软件不能录入，需要造新字，扩充其字库。第二，英藏敦煌古藏文文本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八世纪到十世纪末，均为古藏文手抄本，而古藏文在拼写、语法结构、术语表达等方面与后期藏文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整理工作中需要释读这些字句苦涩，内容深奥的文献，从而进行解读和分类。第三，对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残卷，首尾不全，没有名称，甚至在已有的学术成果中没有定名的文献，需要作大量的比对和缀合工作。并与现存的藏、汉文《大藏经》比较研究，确定其属性。

四、丛书出版的效益价值

（一）習近平主席讲到“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敦煌古藏文文献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通过深入的挖掘和保护工作，在今天的时代节点和当下的实践要求中，从中可以汲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的精神滋养。

（二）海外藏敦煌文献产生于公元7-9世纪，是西藏最早的文字记录，承载了吐蕃早期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研究和整理敦煌古藏文文献，对于全面了解西藏历史，诠释藏族文化，认知藏汉文化的双向交流的历史与现实，无疑具有重要的政治参考意义。

（三）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重镇，敦煌文献丰富多元的内容，见证了我国曾与西域古代各民族和国家之间有过和谐融洽的文化交流历史事实，对我国“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具有历史启示意义，同时对我国边疆治理和稳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四）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藏学研究和藏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整理出版流失海外敦煌藏文文献更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深远意义。敦煌藏文文献记载了汉藏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重构了中世纪汉藏民族文化融合的美好前景，对于强化藏民族国家认同感具有重大意义，可以充分论证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能证实西藏和内地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双向交流和学习，是汉藏民族关系的主旋律。从学术效益来讲，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首次校勘、完整出版，将会填补学界没有敦煌藏文全文校录版的空白，其史料价值、学术影响和社会意义不可估量。

参考文献

[1] 多布旦，扎西才让.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勘录，1-12册[M].西藏人民出版社，2016-2017.

[2] 王尧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M].民族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多布旦（1974- ），男，藏族，四川若尔盖人，藏大学文学院藏语言系，教师，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古藏文与敦煌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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