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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警戒线》杂志社

国内刊号:CN 22-1415/D

国际刊号:ISSN 2095-9893

出版地:吉林省长春市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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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鉴赏

弘扬新时代“赶考精神”推进基层党建新实践


发布时间:2020-04-12 阅读数:487

花之蕾

摘 要:“赶考精神”诞生于中国革命历史性转折的重要关口,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总结出的重要革命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加强基层党建,是践行“赶考精神”的具体体现,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赶考精神;时代价值;基层党建;四个伟大

3月23日,是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70周年纪念日。西柏坡作为中国共产党进京之前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进京赶考的出发地,铸就了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实践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迈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承并发展了“赶考精神”,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自觉锤炼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水平,切实提高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创造性地丰富和拓展了新时代“赶考精神”的精神内涵,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奠定精神基础。文章从“赶考精神”及其理论内涵入手,深入剖析新时代治国理政理论体系下“赶考精神”的时代内涵,提出强化主体责任意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干部队伍、树立奋斗为本的社会风气的主要观点。“赶考精神”为坚定不渝推進“四个伟大”、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具有极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赶考”精神的提出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日本距离战败也已经仅是时间问题。此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完成驱逐列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后,如何跳脱历史周期律、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当此时,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先生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以史谏今,为广大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文章认为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败亡的原因在于因胜而骄、因骄而奢、因奢而腐,偶然中存在着必然。这篇文章发表之际,正值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之时,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一些贪腐、懈怠等现象。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深感拨云见日。在同年4月给延安高级干部作《学习和时局》报告中专门提到这篇文章,并把它作为延安整风的文件下发全党,要求全党引以为戒、保持警惕,避免重蹈李自成因腐而亡的覆辙。

1945年7月,为恢复陷于停顿的国共和谈,黄培炎等一行六人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延安窑洞对”。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律的难解之题。毛泽东的回答是,只有加强监督、人人负责,才能避免松懈,不会人亡政息。这个回答是“赶考精神”的萌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超的政治智慧、政治自觉和政治自信,为七届二中全会“两个务必”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历史理论根源。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公然挑起内战。经过4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最终赢得了内战的胜利。目睹了国民政府统治下特权横生、信念丧失、选材失当、背离人民导致人亡政息、民心尽失的现实案例,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应对执政后的新危机、化解潜在的执政风险,成为老一辈革命先驱必须回答的政治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进京赶考”做好准备。一方面,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解决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农民梦寐以求的土地问题;部署、指挥了三大战役,为“进京赶考”做好物质上、战役上的准备;另一方面,在思想上进行入城教育,开展了全党范围四次重大学习,针对党内可能出现的“四种情绪”,提出了“两个务必”、“六条规定”。这些准备不但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地位,更提高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全党树立起赶考意识,为“进京赶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49年3月23日,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上车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回答:“我们应该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出个好成绩!”这段对话是中国共产党赶考精神正式形成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前赴后继的中国共产党人踏上了赶考之路。

从延安到北京,从农村到城市,从夺取革命胜利到领导现代化建设,“我们党从来就是不断‘赶考的”,中国共产党70年的执政史用行动向人民递交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历史答卷。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赶考”迈入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反腐斗争和理想信念教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更加注重党规党纪在国家治理、基层党建中的保障作用,不断推进监督和问责机制的贯彻落实,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二、“赶考”的理论内涵及时代价值

“赶考精神”作为西柏坡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于中国革命炮火中,发展于历史转折的重要历史关口,成熟于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里。其理论内涵和现实外延十分丰富,逻辑主线和价值中心紧密围绕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无产阶级理想信念,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传承价值。

从世界观上看,“西柏坡精神”泛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夺取革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赶考精神”继承了西柏坡精神中“依靠群众、百折不饶、艰苦拼搏、勇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永不自满、不懈追求、适应形势、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又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和新的革命阶段,即在中华民族彻底实现民族独立、中国人民彻底夺取解放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期执政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出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历史命题。

从阶段论来看,“赶考精神”在中国革命精神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1949年建国后,党的“赶考”进入第二大历史阶段,围绕“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历史考题展开答卷。迈入新时代后,党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强调协同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现阶段,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底子薄、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均衡是基本国情,如何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共产党人必须做出的回答。面对时代的基本面和新考题,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赶考”指南,始终贯彻党的领导作为“赶考”大纲,时刻保持“两个务必”的工作作风,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在各个领域展开积极探索和实践,为顺利完成“赶考”目标、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从逻辑主线来看,“赶考精神”紧扣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迫切要求。党能否在“赶考”中考出好成绩,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关键在于党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党“赶考”实践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党要在每个历史阶段都能‘考出好成绩,就必须把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放在首位,党的‘赶考实践推进到哪里,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就要跟进到哪里。”唯有时刻保持忧患意识,不断推进党的自身建设这一伟大工程,在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纪律上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常怀“赶考”之心,才能切实筑牢防腐拒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唤醒责任意识和政治担当。

从价值中心来看,“赶考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一脉相承。为谁“赶考”、依靠谁“赶考”、“考试成绩”由谁评判、“考试成果”与谁分享,这一系列“进京赶考”问题的最终答案,是我们党“赶考”的目的所在、意义所在、使命所在。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秉承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施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不断探索和完善党的自我建设,提高服务人民的执政能力,努力扩大执政基础和执政资源,优化执政环境和施政生态,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监考官”和“阅卷人”,将人民的满意度作为评价“赶考”成绩的最终标尺,把维护和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赶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正如党十九大报告所讲,“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赶考精神”的时代价值体现在反腐倡廉、永不懈怠的工作作风和着力构筑廉政文化的社会氛围上。古今中外,无数历史证明了思想懈怠、腐败滋生导致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早在赶考之初,毛泽东同志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进城后,“三反运动”、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等亦是反腐倡廉、从严治党的雷霆之举;迈入历史新阶段,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制度保障,为继承和弘扬“赶考精神”指明了前进方向。

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苍蝇”、“老虎”一起打,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提出从6个方面深化标本兼治,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营造风清气正、海晏河清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打虎”方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70余名中管干部立案审查调查;“拍蝇”方面,共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23.87万个,处理31.6万人;专题片《红色通缉》央视热播,截至2018年11月30日,我国已先后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員4997人,追回赃款105.14亿元人民币。经过不懈努力,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初见成效,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不断完善,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基本确立,党内政治生态展现新气象,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这一系列举措和成就,践行并夯实了“赶考精神”的思想精髓,集中体现了党高度自省、刀刃向内的政治担当和永不止步、自我净化的革命勇气。

三、加强基层党建,推进“赶考”新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党在新时代应如何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了深入科学的理论阐述。这既是近七十年来党“赶考”历程的系统总结,也是新时代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治国理政实践的总体要求,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管党兴党,重在基础。伟大事业要靠基层逐步推进,伟大工程要靠基层贡献智慧力量。基层党组织是党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落实并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是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建工作永远在路上,加强党建工作既不是某一级的工作、责任,而是整体责任;强化党建,从严治党也从不是单兵作战就能取得成效的“英雄孤单”,构建横到边、纵到底的主体责任网络体系,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既是对“赶考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又是落实“四个伟大”总体思路的现实要求。

(一)抓实责任主体,强化主体责任意识

加强党的建设是党自我净化、自我革命的基本途径,是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各级党组织书记是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必须带头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自觉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必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到在政治上站得稳、靠得住,对党绝对忠诚;必须坚持理论学习,紧跟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断强化创新理论武装,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必须时刻将党的嘱托和全体党员的殷切期盼记在心里,自觉自律,主动接受纪委和同级监督。

(二)严把选人关、用人关、质量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弘扬“赶考精神”,必须以队伍建设为保障。“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材造士,为国之本”。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人才基石。党的形象靠党员干部维护,党的工程靠党员干部建设,党的事业靠党员干部推进。因此,选人用人要坚持好干部标准,切实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同时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突出政治忠诚,不断引导党员干部坚守政治信仰,坚定政治立场。重点培养和选拔一批廉洁自律、奋发有为、勇于担当的干部队伍,特别是青年干部队伍,通过轮岗交流、基层锻炼、机关考核等多种方式,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增长才干,积累经验,尽快成熟。

(三)树立奋斗为本、尊重贡献的良好社会风气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中国人民美好生活,更需要长期奋斗、艰辛奋斗、共同奋斗。”新的“赶考”虽没有战火硝烟、雪山草地,但仍会有“娄山关”“腊子口”等重重难题。当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逐渐凸显,深层次利益关系和各种矛盾不断触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壮士断腕、凤凰涅槃的决心将改革进行到底。急于求成、盲目乐观不会化解这些风险矛盾,畏难泄气、怯步不前也不会逃避这些挑战困难。唯有投身脚踏实地的奋斗实践,才是通向幸福生活的阶梯;“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才能真正实现幸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赶考精神”不断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成为指导“四个伟大”的思想纲领,成为团结和鼓舞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成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根本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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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人民出版社,2017(01).

[5] 央视新闻.关于反腐败斗争,习近平最近的这些论述值得关注[DB/OL].http://news.cctv.com/2019/01/11/ARTI0pA5xsXoVlEKwnTtxPDf190111.shtml#,2019-01-11.

[6] 徐川,蒲清平.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N].光明日报,2018(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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