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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警戒线》杂志社
国内刊号:CN 22-1415/D
国际刊号:ISSN 2095-9893
出版地:吉林省长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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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阳
摘 要:大学治理的本质是大学精神的体现,也是实现高校自身发展目标的治理过程和治理体系的总和。教授作为大学治理过程和发展的见证,从中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从西方到东方,淌过历史长河,跨越不同国界,随着時代进步发展,教授在高校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史为鉴,博古通今,梳理大学治理下教授角色的历史脉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提供有益经验和路径。
关键词:大学治理;教授角色;历史演变
一、教授治理的相关含义
(一)教授治学的角色内涵
教授在学术权力的限度内进行的大学实践管理活动,主要覆盖教学、学科、学术和学风等方面的治学客体。治教学,是教授职责最本质的体现,突显教授在大学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案制定等教学方面;治学科,是指教授在学科设置、建设及评估等方面做出的决策;治学术,这是大学治理的核心内容,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根基,教授主导的学术权力是大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不竭动力;治学风,做学问必先学会做人,学术风气是教授治学的营养土壤和精神饲料。
(二)教授治校的角色概念
考虑到各国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情况不同等因素,一般而言,教授治校的概念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教授治校中的主体教授以团体形式出现,也是集体负责制的体现。二是教授治校的范围是有一定限度,治校的内容主要是涉及学校的重大事务,通常是限制在与学术事务相关的管理中。三是教授治校在整个大学治理的环节中以一种参与者的角色发挥作用。
二、西方大学教授角色的历史发展
(一)萌芽期:中世纪大学教授会
教授治校这一理念诞生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但此时期而言“治校”所包含的实际意义并未达到治理的高度,教授、学者所掌握的权力在当时的背景下依然十分有限。中世纪的政治社会主要以教会的形式和国王的统治为主背景,教授并未有统一的团体组织。随着封建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基督教得到了广泛传播,随之而来,其他被视为异教的产物被消除,教会不允许有任何非教会思想在社会上存在。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人们的思维逐渐打开,思想愈发活跃,封建的思想有所淡化,同时让人们产生了一定的文化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教授受中世纪其他行业组织管理模式的影响,他们带领一部分对知识充满强烈求知欲的学者,利用教会同当时统治者的冲突和矛盾自发成立以教授、学者为主的教授行会。教授行会所创设的学校数量不断增加,政府管理者一般通过对神职人员管理并配备职员的学校进行资助,由此可获得相应管理的权限。由此可见,中世纪的学校的数量虽然较多,但是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水平上而言都是很低的,大学组织相对松散,教师传授的内容还是以陈旧僵化的神学知识为主,学术创新乏善可陈。这种状况在十八世纪中期更加恶化,甚至有些大学被迫关闭,此时期的大学没有学术地位上明显的等级之分,首要任务是培养神职人员,与科学并无关联,使得教会或政府侵犯学术自由的现象很少发生,教授的学术权力也在参与大学的运行。
(二)成长期: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
18世纪起,英国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推崇逐渐代替了神学和经院哲学,由自然科学发展而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进一步加剧,人们对于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单一的大学教育氛围无法适应,迫切的需要有实际生产知识与技能的人才。在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推动下,为了学术研究的有序实施,让学术自由的氛围避免无端的收到外部势力的牵制和干预,柏林大学正是在此背景下建立起来,它的创办者洪堡接过复兴教育的重任,他重视教学与学术研究的统一,提倡以“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为核心的教授主导学术权力的理念。正是在这种理念的积极促使下,大学教授能够充分表达个人的学术观点,与学生在讲授探讨中有效避免了其他权力干涉学术自由造成的影响。洪堡认为大学是民主开放的,并且是独立自治的组织,校长由教授会选举产生,被推选的校长负责处理学校一切校务,而教授只需在学术事务的决策中有充分的话语权。他倡导学术自由的同时也给教授们在学术管理中广泛的自主权,从而激发了教授们的学术的主动创造力,教授们的想法和观点对于学校的治理有很强的针对性,由此也确立的本时期德国大学教授主导学术权力的治理理念,德国大学的迅速崛起也使得德国社会各领域的发展焕发出新活力,也为后世西方大学和中国大学的治理模式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三)成熟期:教授参与型治理
随着世界一战、二战的爆发,德国卷入其中,政治势力迅速蔓延至大学,高等学校因此受到重创。直至二战结束,德国的高等教育才逐渐恢复,经过战争的遭遇,让政府掌权者重新审视大学治理制度上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并决定对此进行改革。最终在大学治理制度上,政府通过法律削弱了教授独立决策的权力,国家对大学的行政化控制明显加强,对于大学自治也有一定程度的削弱。
二战结束后的美国高校,大学的治理制度主要体现在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到大学的治理中,有效避免了高校行政权力分化和泛化,一方面使基层教师在大学治理中的地位得到提升,也使得主导学术事务的教授群体的权力得到充分保障,另一方面,大学学术评议会由过去纯粹的“教授治校”逐步演变为由各方利益相关人员参与的共同治校,在一定程度上学术治理参与权的下放也让学术权力得到有效释放。美国大学治理的模式受欧洲大学的影响,同时又结合本国自身特点与发展规律,探索出一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制约的治理模式,教授“参与式”治校这一模式奠定了美国大学教授治校的基础,也成为后期各国大学治理模式改革效仿的对象。
三、我国大学教授角色的历史沿革
(一)民国时期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移植于西方高等教育,教授治理的思想最早是由蔡元培推介并在民国政府时期担任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付出实践的。由蔡元培手订的《大学令》以教育部法令的形式公布,《大学令》中明确规定:大学设立评议会和教授会。大学层面的评议会以校长、各科学长及各科互选教授为会员,大学校长为议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决议大学内部一切重大校务、学术方面的事务;在学科层面各设立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为议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审议学科课程,各学科内教学情况和学生成绩合格与否等事务。
教授治学是西方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中国化演变时新产生的管理思想,它最初由民国时期的教授治校制度逐步形成。蒋梦麟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明确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办学主张,并以此为基准改变了学校部分制度准则。这不仅是近代中国大学史上“教授治学”的首次提出,也转变了蔡元培所提倡的校长领导下的教授治校思想。至此,校长在学校管理的权限得到扩大,教授的角色和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大学教授对学校事务的管理由决策制定者向决策建议者角色的转变,且管理内容主要集中在有关学术方面的事务。教授治学理念的提出,标志着西方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中国化在本土适应性的改变。
(二)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高等学校发展历程,无论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领导管理高校的模式和格局都对高校自主办学、自主管理、自主发展造成一定程度上的阻碍和限制。高等学校的重大事项的确定和重要制度、命令都必须有高教部颁布和审核批准。两级政府部门通过学校中的党政组织体制执行决定和贯彻政府意愿,这就使党政组织体制掌握到了对高校事务绝对的管理权力。如此趋势的发展导致大学教授地位越来越低下,原本拥有对学校学科设置、学校规章制度等重大事务的权力也被政府控制。他们在大学管理中缺失话语权,自身权力也受到很大削弱,教授参与学校管理如同纸上谈兵。在历经数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教授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几乎丧失了在高校管理中的全部权力,甚至成为被批判、被革命的对象,他们受到了空前的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事业翻开了新篇章,教授等一批知识分子由之前受压迫的社会环境中走出来,他们的地位也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大学师资队伍不断壮大充实,整体学术水平也获得提升,民主化管理思想逐渐成为大学学术管理的重要思想,教授治学的管理理念也重新被提及。1978年中央出台颁布《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在学校内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管理模式,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教授为主导的大学学术管理机构。遵照国家的教育政策,大学中又纷纷设立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教师职称评定委员会等由教授参与组成的学术管理机构。与此同时,在教授治学理念的作用和影响下,学术管理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拓展,教师也逐渐恢复了教授、副教授、讲师及助教的职称。大学教育事业稳步发展。与之前文革时期相比,教授在学术管理的地位和影响力有明显提升,但是党政组织在管理体制中的权力比重很大,并不能让教授完全发挥其自身学术能力。
(三)高校“双一流”建设时期
当前,在我国提出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正面临新的改革和发展的机遇。全国教育大会的胜利召开,吹响了我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嘹亮号角,全面推进大学“双一流建设”必须面对解决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这两大命题,而教授在大学治理的环境中的作用就愈发突显,教育家梅贻琦曾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见一所大学的根基在于大师,在于教授,大学要营造出良好的学术氛围,教授在其中的地位尤为关键。从国家层面而言,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2020年)》明确提出:“公办高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依法落实党委、校长职权。充分发揮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从学校层面来看,在“双一流”建设关键时期,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推动学科建设成为各高校的首要目标,一些知名教授在某些学科领域有很大的学术影响力,身后不但有相对成熟的科研团队,还有掌握着国家重点基金课题或科研项目等诸多学术资源,很多高校正是看中了这点,纷纷设立各类人才“帽子”,提供与科研工作和日常生活相关的福利待遇,吸引教授以个人或团队形式加盟,助力大学“双一流”建设。在我国不少东部高校都存在此类现象,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教授在大学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治理大学学术领域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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