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同化的评价标准让建筑学教授们“坐不住”了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王烨捷

古朴的中式老楼“工程馆”外表下，有着中式木结构和罗马庭院相结合的内在，钢筋混凝土框架下，是颇具中国文化底蕴的木结构空间。“这是白天的采光效果，到了夜里，你可能会在星空下学习、听讲座。”11月20日，在由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主办的设计教育理念国际研讨会上，上海交大设计学院院长阮昕向与会的1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设计专家展示未来的“国际设计学院”。

这是一处颇为别致的地方。当上海各大高校都在忙着把学生们“搬迁”到位于郊区的、完全新建的“大学城”时，上海交大设计学院却“任性”地在学校老校区、上海徐家汇核心地段的老楼里搞起了设计。他们不仅找到了一处颇具设计感的老楼，教授们还自己动手赋予这栋老楼新的生命力。

“这是我们学院办学理念的物理呈现，结合中西所长，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底蕴。”阮昕的想法，也是大多数活跃在设计教育、建筑教育一线的教授们的想法。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在研讨会上发现，与“教授”相比，这些学者似乎更愿意被称作是“设计师”。

“我们想要汇聚一群才华横溢的学者和实践设计师。我们绝大部分教师，是实践型的。我们希望用作品来衡量一个教授是否合格，让他们可以10年、甚至20年磨一剑。”在“建筑教育的特色与学科评价”分论坛上，上海交大设计学院建筑学系主任范文兵抛出了一块“大砖”。“建筑教育评价趋同”“建筑教育越来越没特色”此后成为众多建筑学教授共同的“槽点”。

傅国华现在有着多重身份，他既是上海交大的教授，又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教授，同时还拥有一间自己的设计事务所。他1980年入读同济大学，1990年去了麦吉尔大学。在他看来，由于设计专业教学的“全球趋同性”，已经使得“全世界差不多变得一样了”。

“我在同济读书时，做设计一定是把楼梯间或者卫生间放在一个最角落的地方，因为那里一定是墙皮特薄、特冷；但到了麦吉尔大学，老师却说，这个位置风景那么优美，为什么一定要设计成卫生间呢？”傅国华说，历经数十年海外生活后，再回到上海，他发现“大家的设计理念、设计哲学都差不多完全一致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现象，任何一个建筑学教育一定是跟当地的实际环境所结合的。”

他曾遇到过一个印度老师，这个印度人一直“坚强地维持他关于印度建筑教育结合建筑实践的方法”，“今天的建筑教育，除了国际化，还必须要有自己的地方化。我们可能有一个国际化的评价标准，但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而忽视了建筑的本质。”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了解到，我国当前的建筑学教育大致有3种来源——一是来自于美国的、偏大学专业式的标准化教学，二是来来自欧洲的偏工程、美术方向的教学，三是来自日本的偏东方、本土的教学。目前，美式“标准化”建筑学教学占据主流地位。

“现在很少见到传统的、营造风格的教学模式，大多数建筑学教育采用同一种标准、同一种模式。”湖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魏春雨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把建筑学科从工科、理科、人文社科的框架中“解救”出来，“我们也想做特色，但如果总是跟其他学科的评价标准一样，就像一堵墙似的挡在前面，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他建议应该建立一套符合建筑学本体内涵和外延的、准确的评价指标体系，“不能光看发论文。建筑学很大程度上是一门实践学科。”

东南大学建筑国际化示范学院教授顾大庆说，建筑教育最早是由美术学院和工程学院提供的，前者培养具有独到艺术审美的设计师，后者培养工程师。建筑学教育最早从美国开始进入大学教育系统，这样归类的一个好处是学科基础更扎实、更容易交叉，坏处则是把建筑学这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跟大学里所有其他学科放在同一套评价体系内。

“现在强调研究型大学，要重研究，对各个学科的要求都有一个较为统一的科研标准。这最终可能导致研究型大学的建筑类、设计类专业都失去特色。”顾大庆说。

实际上，这种同质化的趋势已经在建筑学界出现并被教授们关注。魏春雨发现，一些建筑强校已经对其他学校形成了强大的“吸附和引领”，在一些学术比赛中，很多原来并不知名的学校开始频繁获奖，“其得奖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参照往年得奖的一线学校的作业方法。”

他说，20多年前类似的比赛上，不同的学校会有各自的特色，“有些小学校似乎标准低一点，但它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这多好啊！”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建筑学院院长Martin Bressani介绍，加拿大也使用了与美国一样的科研认证体系，它的一个缺点是“会摊平所有技能”，“我也很惊讶，现在全世界的建筑教育都变得越来越相似了，连课程架构都是差不多的。”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孔宇航建议，我国的建筑学界应该探索一套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建筑教育评价体系和教育模式，“以日本为例，日本最大的特色就是不依附其他国家的建筑文化，一直在根植、培育自己独特的建筑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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