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诗歌诵读中激活形象思维

　　古典诗歌利用“意合”汉字，选择物象，创设意象，以象表意，使诗歌的语言、情感、意象、意境特具形象性。诗歌的创作，从意象的选择到意境的营造，均离不开形象思维的参与。诗歌可以说是形象思维的言语精华。形象思维是一种自觉的表象运动。金开诚先生强调，这种思维是以表象为材料，始终带有形象性。而古典诗歌诵读就是通过声音将诗歌的形象性及蕴含其中的形象思维以形象化的音律再现出来，唤醒诵读者的知觉、情感、想象等审美心理，从而激活诵读者的形象思维参与审美体验，进行审美创造。

　　丰富自觉表象运动内涵

　　在未被接受前，诗歌的意象是以静止、孤立的形式存在于文本之中。而诗歌诵读可以通过有节律的声音，调动诵读者想象和情感投入，将这些静止、孤立的意象丰满起来。

　　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把听觉体验、听觉表象与听觉联想、听觉回忆乃至情感状态相连时，就会产生“听觉意象”。韦勒克（R. Wellek）、沃伦（A.Warren)在《文学理论》中指出，“意象”表示在心中重现或回忆有关过去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而这种重现和回忆可以是视觉的、听觉的，亦可以完全是心理的。对此，理查兹（I. A. Richaids）和庞德（Ezra Pound）得出相近的观点：意象是一个心理事件与感觉的奇特结合，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这样看来，“听觉意象”就是人们在心中回忆、联想、再现过去听到的声音，是与人的情感相连的听觉体验的重现。

　　在古典诗歌中，诗人会主动选择与个人情感相契合的“听觉意象”，连同“视觉意象”，会合心理情感，营构意境，表情达意。诗歌中，有自然界的虎啸猿啼、鸡鸣犬吠、风急猿啸之声，有人世间的车马喧闹、笙鼓箫笛之音，更有人生的仰天大笑、凄凄惨惨戚戚之吟；同时有春风拂柳、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落霞孤鹜、燕山雪花的图景与之相应。这种种声音和画面，被一代代人复制、还原、创造，行走在中华农耕文明的岁月，辉映在中国文学的殿堂中。

　　这种对古典诗歌“听觉意象”和“视觉意象”的世代承递，蕴含了历代文化和生活韵味的情景性声音。这不只是诗人独自的视听体验，而是融合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集体文化性格。正如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所言，诗歌中的“听觉意象”和“视觉意象”是同一类型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有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与悲伤的残余，这就是“原型”——普遍一致和反复发生的典型领悟模式。

　　而诗歌诵读就是利用诗歌语言固有的韵律节奏，利用“平长仄短，依字行腔”的吟诵方法，将诗歌中的“听觉意象”“视觉意象”充分激活，使其丰腴起来。

　　法国现代精神分析家拉康（Jacques Lacan）把人的心理经验分为真实的、想象的和符号的三个阶段。真实的，是指如其本然并力图被认知的心理事件或心理经验；想象的，是指该事件或该体验在人脑中的“再现”或“表象”。符号的，是指想象心理经验中的“再现”和“表象”，在心理作用下被组织成的“单位”。因此，古典诗歌中的“听觉意象”“视觉意象”作为一种心理经验，唤醒、激活意象的诵读同样要经历三个阶段：初读诗歌音律的声音—体验、想象诗歌意象、意境的声音—符号化的声音（视听意象）。

　　通过诵读而激活的诗歌意象、意境，在诵读者心中会产生一幅内视觉图景，而激活后的意象、意境会调和成各种通感现象。法国象征主义者认为，感官相互之间可以联系：声音可以被翻译成芳香，芳香又可以被翻译成视图。这正是加拿大作曲家谢弗（Raymond Murray Schafer）所提出的“声音景观”——同时注重空间中声音本身与听觉感官文化。

　　另外，诗歌诵读较之默读，突出发音环节。这就是说，相比默读，诵读多出一个言语生成成分，在发音期间内，大脑有相对更多的时间调动、加工、整合各种相关信息，这就可以对诗歌的意象、意境进行充分的玩味和品咂。当然，诵读与默读在认知神经机制上也存在一定差异。根据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研究结果，诵读与运动区域之间网络通联较强，而默读则与语言区域之间的网络连接更强。杨延辉等人对出声言语复杂程度的神经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复杂的出声言语能够激活更多的脑区。

　　因此，随着意象在诵读中逐步丰满，充当自觉表象运动之意象，自然会使自觉表象运动的内涵丰富起来。

　　增强自觉表象运动活力

　　自觉表象运动的活力主要是通过表象运动自身所产生的艺术效果表现出来的，诸如对比、映衬、呼应、凸显等效应。而诗歌诵读就是通过声音凸显意象，增强意象之间的对比、呼应等艺术效果，以此来提高自觉表象运动的审美效应，进而促进诵读者进入深度的审美体验。

　　语言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出声阅读条件下，当目标词被注视（中央凹注视的词）时，对先前从副中央凹提取的目标词（副中央凹注视的词）信息的整合，要比默读延迟一段时间。与默读相比，出声诵读中对副中央凹信息的使用，发生在一个较晚的时间点。换言之，诵读者先要提取中央凹注视的目标词n的信息，而后才能转移、加工下面n+2（3）目标词，这时目标词n发出的声音才传到耳朵，传输到大脑听觉神经，进而大脑对此进行加工处理、吸收、存储。所以，出声诵读使大脑接收双层信息：目标词视觉义信息和听觉义信息。而这两种信息的接收有先后，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因此，两义之间在大脑中会形成一定的回“音”（义）效应。如此，诗歌诵读的声音就会激发视觉信息产生更强的艺术效应：或因节奏的快慢而使意象画面放大或缩小、连续或跳跃，或因声调的高低而使意象或意象群之间形成鲜明对比，等等。

　　诵读声音可以填补视觉的空白，能够调动更多认知资源，唤醒潜藏于心的记忆，促使读者把自己相关的境遇、经验与诗歌境象、诗人境况进行对接。这时读者与诗人、诗境融为一体，诗化读者进入巅峰审美体验状态：或浅吟低唱，或引吭高歌。此时，诗与诵合，诵与心合，心与意合，意与境合，人诵一体。诵读声就成为诗歌“象外之象，味外之味”的最好载体。

　　增强自觉表象运动清晰度和连贯性

　　读者在诵读过程中承纳诗人蕴含强烈感情的“画面”，在心中出现内视觉图景，并运用内视觉“图景”进行想象。此时诵读的声音就会促使诗歌之“图景”与读者心中之景（生活经验）进行叠加、交接与延续，推动“诗歌之象的流动与转化”。这就是美国心理学家麦金（R. H. McKim）提出的视觉思维——观看、想象和构绘。

　　由于充当表象的意象具有概括性和可塑性。读者必须将概括、类化的意象具化为大同小异、千姿百态的个人新表象，才能化为己有，理解诗歌审美意蕴。在此具化过程中，诵读在其中产生一定的催化作用。诵读时平仄音韵变换、押韵有序转化、节奏快慢缓急、声调高低起伏、音值长短收放会造成语音之间的留白。孙雅峰等人对出声阅读插有空格中文的现象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阅读插入空格的中文材料比阅读正常的（没有空格）中文材料，能更大地激活双侧楔叶和右侧舌回。这正解释了变化起伏的声音所造成的语音留白也能更好地刺激大脑，使大脑所获取的信息影像更加清晰。在此基础上，谭向杰等人对出声阅读条件下不规则汉字频率效应研究的结果——低频、不规则汉字可以激活主要的语言加工区，也证明了诵读诗歌抑扬顿挫的音律会像低频、不规则汉字一样激活主要的语言加工区。

　　如此，诵读者在诵读声音的调和下，驱动情感和想象，将诗歌的意象、意境对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原本概括化、类型化、在大脑中模糊的表象变得清晰，且更能体现个人所理解的事物特征（具化成合我的意象）。

　　法国作家雨果曾说，诗韵是一种力量……一句诗，就像一群人一样纷乱，而有了韵脚，它就像一个军团踏着有节奏的步伐。这形象地描述了诗韵的协调统一性。清人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强调，诗中韵脚，如大厦之有柱石，此处不牢，倾折立见。古典诗歌的韵脚，一般在诗句最后一字位置上重复出现，有规律地构成声音回环。古典诗歌往往第一句押韵，是作为基础，以引起并促成整首诗统一协调的声调。同一韵脚，可将分散的诗行统一起来，形成音乐意境的整体感。诵读者反复吟咏诗歌，借助整体协调的韵律，就会在脑海中形成一定“情境流”，即一幅幅有机链接的运动画面。这样，起始在诵读者脑海中不稳定、不鲜明的表象，现在变得稳定、鲜明、有序。而表象越稳定、越鲜明就越能体现事物的特征，逼近事物的本质。自觉的表象运动的轨迹当然也会变得更加清晰、连贯。

　　英国诗人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曾说过，诗比任何艺术都更顽固地具有民族性，而中国古典诗歌更是其中典范。因为它体现了中国人认识事物形象性、整体性的思维特点。特别是，诵读者形象思维有机链条形成之后，具有灵活性、独创性的形象思维就会诱导诵读者，借助语言将心中之“象”（内部言语）表达出来（形成外部言语），这就更有利于意会知识向言传知识的转化或过渡，这一点对于国语学习来说尤为重要。这样看来，中国传统古诗读书法，诸如吟诵、涵泳、吟咏等，不仅能激发形象思维，更有存续民族文化基因之效。

　　（本文系江苏高校教育学优势学科资助项目（PAPD）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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