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

　　1599年7月初，利玛窦神父从南京出发，乘船沿运河第一次到北京。他对运河设施、运输及沿途的自然与社会风情有十分精细的观察和敏锐的思考。他在札记中谈到了漕运的场景，切身体验了中国运河漕运诸多困难的一部分，也看出了大明作为一个内陆帝国的视野局限。其实，大运河运作的背景、原因、过程、作用及影响要复杂得多。对历史现象（人或事）的历史学基本分析是将其置入纵向、横向坐标中。纵向上看，运河的开凿和使用是中华文明治水传统的一部分，而用以漕运的京杭大运河上承隋唐大运河，即便进入近代以后也并未随着新式交通设施、工具的出现而完全消失。这主要体现在京杭大运河的南部，特别是在江南，甚至到它的延伸段——浙东。从横向上看，京杭大运河贯通中国最为重要的东部地区，其漕运航线及其他重要的人工运道盘桓在“胡焕庸线”以东的地区，流经多个自然与社会条件迥异的大大小小的区域。这些区域共同成就了世界史上最长、航运规模最大的人工河道。

　　成为明清时期经济命脉

　　人工水道的建设和应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代表了当时运河运输的最高发展水平。京杭大运河承继了隋唐大运河，但其纵贯南北的格局最早出现于元朝，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基础设施在明朝初年才真正建成，并成为明清时期国家的经济命脉。

　　第一，京杭大运河基础设施的修浚和维系存在南北差异。京杭大运河穿过中国东部不同的区域，各地的自然环境迥异。其崛起于元代中叶，明代疏浚和改善了某些关键部分，这些工程是逐步分段完成的，且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显而易见，北方地势高、气候寒冷干旱、水源匮乏的自然条件是大型人工运道的最大挑战。明初重修京杭大运河的关键部分是山东境内的会通河，为了解决其工程技术上的难题，先后在济宁和南旺建成分水的综合水利枢纽。随后，用于应对旱涝威胁的蓄水基础设施——“水柜”纷纷建立。运河工程的施工还需处理与之纠结在一起的黄河、淮河等错综复杂的情况，以淮安清口枢纽最令人瞩目。

　　南方丰沛的水资源使得自然水系的运道发达已久，稍加渠化、修整，即可从事大规模水运。即使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南方的水路都比陆路更为便利。所以，南部的运河体系早在隋唐阶段就是全国范围内大运河的主要部分。明清时期，作为京杭大运河重要组成部分的江南运河，由人工水道与自然水道组成，沿途与太湖水系交叉相连，成为江南水网系统的重要干线。

　　第二，运河运作、漕运运行的代价。山东西部的会通河因为自南向北地势不断增高，密集地分段设闸以行船，所以称为闸河，耗费巨大。如陈桥驿认为，北京、杭州取直线选址非常不智；如果运河从山东西南部向西汇入河南既有的鸿沟体系，然后再从东北方向到京城，虽然舍直取弯航线变长了，但地势、水源的优势将大大减少航运成本。

　　无论从工程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看，明清政府为了维系内陆河道、设施和漕船的运行，投入了无穷尽的物力、人力、财力，而且动用了整个国家庞大繁复的官僚系统。不仅沿运地区的各级地方政府有专员负责运河事务，而且中央政府直接设置了庞大的专门管理机构。尽管在近代蒸汽动力交通工具诞生以前，水运是最省能源、最便宜、装载量最大的运输手段，但大运河牵扯的问题之多、难度之高，令人慨叹不已。

　　第三，京杭大运河与国家漕运路线及商路网络。多数历史文献包括各种水道图册，都将元明清时期北京（通州）至杭州一线视为京杭大运河，但其不能独立于其他与之相连的人为和自然水道。运河被称为漕河，而作为漕运线路的长江中下游天然运道和浙东的部分水路也承担漕运的任务。在隋唐五代两宋阶段，虽然存在分裂割据，浙东的运河等运道体系仍然可以纳入中国内地的大运河网络内。明清时期，浙东的运道衰落，但宁绍平原自西向东的水路依然可以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延伸，并连接起海上丝绸之路。

　　导致南北经济发展模式不同

　　京杭大运河流域是明清时期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但各个河段所在的区域，自然、经济、人文环境不同。京杭大运河重新塑造了沿线各个区域的自然与社会结构，孕育了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模式，并且促进了各个区域之间的互动和汇通。

　　首先，中国北部的传统文明形态与明清时期北方运河地区的商品化和城市化。通常认为，自秦朝开始，中国北方或黄河流域是比较典型的农耕文明；都市作为政治中心，其商业繁荣带有畸形的消费性质。就华北而言，自从元朝重修大运河，北方沿运河一带的商品经济开始因运输和贸易启动。明初重修大运河后，直到19世纪中叶，是漕运的黄金时期。北方运河流域成为明清时期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商业化、商品经济、城市化走的是以交通、运输、通信作为驱动力的发展途径，可归纳为因国家政策而产生的交通驱动下的“外植型”发展模式。

　　其次，六朝以来江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与明清时期江南区域内市场整合及跨区域交流。地处东南沿海地区的吴越文化有着悠久的工商传统，加之六朝以来经济及文化发展的商业化动因，长江中下游发展出区别于北方农耕文明的新区域性文明形态，并有着市场机制突出的特征。从两宋时期开始，这一区域逐渐成为中华多元文化中最重要的中心之一。明清时期，江南的商品生产和流通较好，形成了颇切合施坚雅“层级市场模式”的区域市场体系。发轫于两宋时期的市镇，在明清时期的太湖平原地区已经蔚为大观。市镇这类初级地方市场之上便是超越了自然、行政区划藩篱的“江南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市场，苏州、杭州扮演了这种角色。这种商业化与城市化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基础上的，属于“内生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文明形态）。

　　通过运河以及天然水道，作为商品经济领头羊的江南与全国其他区域之间的贸易、经济联系空前增强，还与海外市场连接了起来。可以说，交通条件的改善和提高促进了全国范围生产的专业性分工。江南市场向全国市场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辐射，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经济生活的市场化。经济生活市场化又反过来加强了生产的专业化和地域分工。

　　促进大一统治理体系形成

　　自秦朝以来，中国古代的基本国家模式是大一统中央集权主义。如何维系大一统国家？从隋唐至明清，主要国策之一就是依靠大运河发挥保障经济、贯彻政令的强大作用。

　　第一，“基本经济区”与国家的经济—政治统合逻辑。冀朝鼎指出，中国古代政权来自其所处的“基本经济区”的财赋支持；基本经济区是生产基地，为国家水利设施建设重地；多功能的综合水利体系包括交通设施，即便利的漕运航道的路线，利于漕粮的征收与运输。控制了基本经济区，就能在空间上扩展权力，直至建立一个王朝、控制一个帝国。

　　基本经济区的移动，也带动政治中心的移动。汉朝末年、三国时期之后的六朝时期，中国内地的经济重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从而产生了南北政治分裂。隋唐时期重建大一统帝国，通过大运河把南方征集的漕粮输送到京师和边境要塞这一方式，来解决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地理分离问题。

　　大运河关系国计民生最切者为漕运和钞关。明清时期的漕粮主要征集于长江中下游领域，称为“南粮”，还有从江南核心地区征收的“白粮”，这就是所谓的“江南重赋”。而从山东、河南征集的“北粮”量小，虽然其力役负担较重。随着交通干线上的民间运输和贸易发展，钞关关税在国家收入中至为重要。明代八大钞关中，七个设在京杭大运河沿线。作为内陆帝国的明清王朝，如果控制、治理好财富的主要来源地江南，稳定人口与资源集中的“胡焕庸线”以东的地区，也就基本巩固了国家。

　　第二，维系“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张力。罗马帝国分解后，欧洲大陆的历史是一部分裂的历史。而汉朝灭亡后的中国内地，虽然统一与分裂交替，但统一要多于分裂，即便分裂期间也存在追求统一的主流趋势。大一统集权国家有能力动员、使用各种人力、物力，不惜任何成本，建设和维系重大公共工程，通过大运河把一个存在巨大区域性差异的中国连为一体；发达的水、陆驿递系统也有效地把朝廷的意志贯彻到各地；信息通信和文化的交流加强了地域间的互通性。

　　南粮北运制度，以及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进行生产与交换的“盐铁官营”式的管控，使得中央政府可以将从“基本经济区”征收的产品和财富在全国范围内依照国家的意志进行再分配。在“均输”“均调”“平准”体制与政策下，腹地、边疆地区在大多数情形下可以维系低水平的生活保障，从而实现国家稳定。

　　第三，“保漕”“保运”方针下“受益”的和“被牺牲”的“局部”。国家的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首先是对重要战略地区进行重点扶植。明清时期，基于“保漕”“保运”的原则，京杭大运河沿线的一些地区和城镇，如天津、济宁、临清及其近畿成为国家政策的受益者，商业和城市迅速发展起来。而且，涉及京杭大运河、黄河等的综合水利工程也改善了当地的自然条件，提高了防洪、灌溉功能。受惠的地区也承担了更重的责任，如北方运河地区力役重，江南赋税重，但其经济与生活水平还是很高的。

　　难免有被牺牲的局部地区，如鲁西南、豫东、苏北、淮北成为京杭大运河的腹地，付出了被边缘化的沉重代价。它们为京杭大运河基础设施的维系、漕运的运行提供人力、物力，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还承受了自然环境急剧恶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第四，对环境产生长期的影响。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穿过中国东部东西流向为主的河流，对既有水文、地文等自然结构是巨大的改变。特别是对干旱缺水的中国北部地区而言，竭尽一切水资源供给运河，长期下去对环境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凸显。对水资源丰沛的中国南部地区的破坏，主要集中在黄河侵入的淮河流域，人为因素加重的涝灾及旱灾破坏了本来多样化的地表植被及生物链，使这些地区更加难以抵抗频繁、剧烈的天灾。

　　即便对富裕地区如江南而言，以农为本的大一统政权收取过多财赋，加剧了土地过度开发。从长期看，牺牲环境滋养人口会导致环境日益恶化。当然，因为限于前工业时代技术水平，其改造环境的力度也有其极限。尽管在“天人合一”等儒家及道家观念支配下以不太激进的“大禹治水”的方式改造、利用自然，但环境危机仍然以渐变方式呈现出来，终于累积成全国性的“19世纪生态危机”，并影响亿万民众的生计。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京杭大运河设施及漕运体系也深受影响，并在人为与自然造成的环境危机中不断衰败直至终止。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其流经地区的命运。近代以来，中国从沿海到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北方运河地区逐步衰败，南方运河地区的情况复杂不一。江南地区在面向海洋的新形态文明构建中，进行了比较成功的转型。

　　（本文根据作者2019年9月9日在苏州“江南运河文化论坛”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作者系浙江大学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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