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带动史学发展

　　时至今日，互联网的重要性已经毋庸置疑，无论如何估量互联网对世界的影响都不为过。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8.54亿，普及率达61.2%，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到8.47亿。今天，人们学习、生活和工作几乎已经离不开网络。从史学角度而言，互联网已经成为影响当代史学样貌和走势的重要变量之一，当代史学研究者无法将互联网从自己的思考和研究中剔除出去。甚至，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互联网与人类社会的纠缠只会加深而不会减弱，互联网的发展将远远超过我们如今的认识。因此，历史越走向未来，或者说未来越变为已来，史家对互联网的重视只会增强而不会减弱，互联网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正如何兆武所说，“历史研究的工作，最后就归结为历史学家根据数据来建构一幅历史图画。每一个个人、学派、时代都是以自己的知识凭藉和思想方式来构思的，因而其所构造出来的画卷必然各不相同。他或他们不可能超越自己知识和思想能力之外和水平之上去理解历史。”（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互联网蕴含的巨大思想意义和新鲜的文化内涵，深刻地改变着人们对时间、空间、群体以及人本身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正是构成史家“知识凭藉”和“思想方式”的核心内容。这些观念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史家对过往历史的研究和叙述。即便这些历史中并没有互联网的存在，也无法逃脱互联网对这些历史叙述的形塑作用。因此，互联网的影响不但将施之于当下以及今后，还将投射到过去，从而推动包括既有历史叙述在内的史学发生革命性、总体性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种真正的“互联网史学”得以形成，并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学界同仁目前已经对“互联网史学”或“网络史学”有所关注。不过，现有研究尚停留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将“互联网史学”等同于或约等于史学的网络传播。有的学者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平台，为史学思想和史学研究成果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方式，进而改变了史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模式，史学的社会影响方式也因此发生了改变。“网络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些史学领域的新现象、新变化进行研究，并提出推动和规范史学研究和传播的对策建议。此类研究让我们更清醒地思考史学的社会意义，自觉增强史学研究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将“互联网史学”视为对互联网及其相关内容变迁的研究。互联网起始于1969年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而风靡全球，中国的互联网历史则开始于1987年。在科技史领域，关于互联网发展史的研究已经颇具规模。互联网影响下的文化、社会，也已经成为文化史、社会史研究者的“新宠”。这对于我们更全面、更理性地认识互联网的历史或互联网时代的历史，无疑都提供了帮助。这两种“互联网史学”均得风气之先，学术理路各有所长，但似还未揭示或涵括互联网时代史学之变最重要的内容。

　　就互联网发展对史学的影响而言，目前最直观也最显著的变化是历史言说主体的极大扩充。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信息”“媒介即人的延伸”。近代史与古代史相比，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是史料浩瀚无比，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大众传媒的发达。近代以来，出版技术的进步令更多的思想和言论被保存下来，成为后人治史的基本依据。当互联网平台为大众所掌握，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就来临了，个人对时代的体验、对世界的观察，乃至于内心瞬间即逝的感受，都有可能被记录下来并展示在网络搭建的公共空间。

　　几千年中“沉默的大多数”，现在一变而为“大多数不沉默”。这至少从两个方面对史学造成冲击。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促进“民众史观”的二次发育。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新史学”，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只是各个王朝帝王将相的家谱，普通的老百姓则被忽视了。因而他提出，“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而作”。不过，不仅古代的“社会一般人”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便在梁启超及其之后的岁月中，“社会一般人”的声音也很难留在历史上。即使是互联网发达的今天，或许也还没有根本扭转这一状况，但具有史学研究意义的“社会一般人”群体已经日趋壮大。昔日梁启超等一大批史学家所孜孜以求的“新史学”，也有更大的可能变为现实。面对这一具有强烈现实性的学术前景，史学研究者有必要回到“民众史观”，重新思考其革命性意义。我们要努力发掘那些原先因为客观条件所限导致在“技术”层面无法进行研究的思想因子，促进“民众史观”的时代新变，建构足以容纳和解释互联网时代历史言说主体极大扩张这一现实的史学话语体系。

　　另一方面，史料的数量和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体量上看，“汗牛充栋”这样的概念已完全无法匹配互联网时代的史料状况。2018年，全球每天发送和接收的电子邮件总数超过2811亿封。据IDC发布《数据时代2025》的报告，到2025年，全球每年产生的数据将从2018年的33ZB增长到175ZB，相当于每天产生491EB的数据。而1ZB相当于1.1万亿GB。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固然刺激着人们的言说欲望，也在日益丰富的表达训练中提升着人们的言说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时代产生的数量庞大的信息完全是互联网带来的。在前互联网时代，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同样产生着大量的信息，只是由于缺乏表达和保存手段，大部分都在时间中流逝了。而现在，它们以数据的形式更为持久地留存下来。

　　除了史料“体量”的增长，史料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人类脱离口头交流的时代之后，人与人的信息交流大多具有延时性，围绕某一历史事件形成的史料群也往往由多个各自独立的文本构成。正因为如此，作为史学研究基本手段的文本考证和辨析技艺十分重要。但在互联网的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方式更多、速度更快、“距离”更短。一个历史事件的多种史料极有可能是融汇于一个文本之内的。微信勃兴之后，经常有人制作“古代名人朋友圈”之类的图片，把古人错置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为其“发”在“朋友圈”里的一段话或一首诗添上各种好友“点赞”和“评论”。这当然只是玩笑。不过，在当下的网络环境中，此类文本每时每刻都在生成，或许多主体文本将取代单主体文本成为今后“史料”的主流形态。众所周知，史料的处理是史学研究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工作，“互联网史学”也必须把建构新的史料学作为首要任务。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强调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因此，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不论具体研究对象多么古老，其眼光必须聚焦现实。史学究其根本是对人的研究。当下，互联网仍在加速发展，新技术新现象层出不穷，对人类社会以及人本身不断产生着新的影响。互联网带给人类社会最深刻的改变也是对人的改变。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人，其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史学的研究也应随之不断地发展、更新。不仅如此，史学善于以长时段的视角来考察社会，也就善于发现那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变化的沉淀积累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史学”是一个生成性的概念，其内涵将在应对新课题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深化。这也恰是其充满学术生长力的迷人之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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