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司法正义的三个标准

　　正义是社会秩序的压舱石，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在传统的国家治理中具有减压阀的作用，任何理性的统治者皆不敢等闲视之。清代作为传统中国法的集大成者，在历史积淀中继往拓新，形成了独特的司法正义标准。

　　司法正义的形式要件是情法合符

　　在清代的司法裁判中，情法合符是正义实现最基本的形式要件，其实质是寻求事实与法律的完全对应关系。虽然就一般经验而言，司法裁判就是使事实与法律对号入座的过程，但是，由于清代立法思维的线性化，这个过程显得尤具直观性。清代法律渊源的主体是律和例，律是纲目，例则是对律的具体化。因为在司法过程中过分追求情法合符的吻合性，在有例则不用律的原则下，例就会不可遏止地进行同质性分化，在时间、空间、数量、主体、手段等方面不断追求精细化，以无止境地追求情法合符的精细度。

　　在时间上，如白昼抢夺、夜无故入人之家、强盗五更早起在路等，皆构成独立罪名。这就使本属同类的罪名不断分化，且在理论上无限可分。在空间上，同一强盗行为，黔楚两省为盗、江洋为盗分别成罪；同一科敛行为，云贵两广、苗蛮黎僮等地，各有专条。在数量上，如监守自盗，一两直至四十两，数差至纤至悉，皆有定规；同为杀人，杀一家三人，则独立成罪。在主体上，同样是殴打伤人，却有殴伤业师、奴婢殴家长、妻妾殴夫、同姓亲属相殴、殴祖父母父母、殴妻前夫之子、妻妾殴故夫父母、良贱相殴等各种独立罪名。同一行为与差序主体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交织出错综复杂的罪名谱系，令人叹为观止。在犯罪手段上也是如此，同一谋杀行为，就有造畜蛊毒杀人、采生折割人、屏去人服食等各种类别。

　　清代的立法模式，使每一个具体罪名的刑罚皆连带地量化确定，形成了罪刑一体化的规则构造。也就是说，罪名确定即意味着刑罚确定，其间没有幅度和弹性，排除了法官在量刑时自由裁量的可能性。因此，清代司法裁判的主题就是在精细化的规则中寻求最恰当的罪名。虽然这种模式难免刻板化的形式主义，也极易造成事实与法律的供需矛盾，但是，精细化的立法对统一裁判和控制法官滥权还是卓有成效的。如果对这些经验进行去芜取精和理论建构，对于重新认识中华法系的当代意义，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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