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学”的归属：“社会思想”还是“社会学”

　　近年来，景天魁明确地提出中国古代存在着一种完全源自本土思想、后来被严复等人称为“群学”的社会学系统，并将这一社会学系统称为“中国本土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等著述中，他从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和基本特征等方面对这一“中国本土社会学”进行了系统论述，指出它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方面都与西方社会学形成了鲜明对照。由此，可以预期，在未来参与塑造世界新文明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学必将凸显出独特的学术优势。毋庸置疑，景天魁对中国古代“群学”思想系统所作的归纳，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学者关于“群”或“社会”的思想或学说显然具有很高的启发性和参考价值。但也正如他所担忧的那样，可能引发争议的问题在于，中国古代学者提出的这一套关于“群”或“社会”的思想或学说，到底应该称为“中国（本土）社会学”呢，还是应该称为“中国（古代）社会思想”？

　　对于这个问题，当今中国社会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提出的上述关于“群”或“社会”的思想、学说只能称为“中国古代社会思想”，而不能称为“中国本土社会学”。而景天魁等人则明确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提出的上述关于“群”或“社会”的思想、学说不能只称为“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只放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史的课程里面加以叙述，而应该称为“中国本土社会学”。其主要理由是：第一，严复、梁启超等人都已经明确肯定“群学”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第二，不能单纯以西方现代科学的标准来界定“学”的含义。“学科标准”是相对的，不具有唯一性，只要是关于社会的学说都可以称为“社会学”。第三，只有立足于自己的历史基础，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

　　在笔者看来，这里的关键乃在于对“社会学”一词中“学”字含义的不同解读上。对于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提出的关于“群”或“社会”的思想、学说只能称为“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许多人来说，“社会学”一词中的“学”字指的是现代西方实证科学意义上的学说，其核心特征是以所谓确定无疑的客观经验事实来对知识的可靠性进行检验，凡不符合该核心特征的知识就不属于现代“科学”。而景天魁指出，不能将“社会学”一词中“学”字含义仅仅限定在西方实证科学的意涵上，而应该泛指一切“学术”“学问”。笔者认为，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学”概念，我们可能没有一种公认的办法或理由来断定它们之间的是非对错。我们既没有什么公认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不能把所有形式（而非现代西方实证科学形式）的有关“社会”的思想、学说都称为“社会学”，也没有什么公认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不可以只把“社会学”一词限定用于那些现代西方实证科学形式的有关“社会”的知识上。这两种“社会学”概念不仅各有自己存在的理由，而且也各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第一种“社会学”概念将“社会学”的“学”界定为一种与神学和形而上学知识不同的知识体系（实证科学），有利于我们意识到作为现代实证科学的社会学与以往神学、形而上学体系中关于社会的那些知识之间的区别，从而自觉地去追求这种被认为具有高度客观性的实证科学知识。如果我们将“学”笼统地、泛泛地界定为“学术”“学问”，就难以发现这些区别。第二种“社会学”概念则让我们把眼界扩展到更为长远的时间段和更为宽阔的思想领域中去，把神学、形而上学等各种不同形式的知识系统中有关“社会”的内容囊括到“社会学”中来，使我们可以更为全面地打量不同地区、不同文明世界里形成的“社会学”知识之间的同和异。例如，以这种“社会学”概念为基础，我们不仅可以将“中国社会学”的源头延伸到荀子的“群学”和其他古代思想家那里（而非只从西方“社会学”的引进开始算起），而且同样也可以将“西方社会学”的历史从孔德向前延伸到更为古老的年代，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这样，无论是西方社会学还是中国社会学，都将拥有一部比我们今天所谓的“社会学史”更为漫长也更为完整的历史。通过对它们各自完整、漫长历史的考察，可能就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看到它们各自所具有的特色，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形成它们之间的会通。

　　不过，笔者以为，除了上述两种含义的“社会学”概念之外，其实至少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含义的“社会学”概念，即将“社会学”的“学”字既不解读为任何一种形式的“学术”“学问”，也不将其仅仅解读为现代西方实证科学形式上的“科学”，而是将其解读为任何一种以经验事实为基础而形成的“学术”或“学问”。正如景天魁指出的那样，即使在西方学界，对“科学”一词含义的理解也是有分歧的。虽然实证主义者将科学等同于“实证科学”，但狄尔泰等人却明确地提出了“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则提出了“辩证科学”的概念。“人文科学”“辩证科学”不同于甚至反对“实证科学”，但它们并没有重返神学或形而上学，而是要在“实证科学”之外探寻一条更好地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来考察和理解人类社会的科学思维模式。这就启发我们，除了西方人提出的这三种“科学”思维模式之外，以我们悠久的中华文化资源为基础，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或多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科学”模式？我想这或许是我们在建构“中国本土社会学”的道路上可以去尝试探索的另一个方向。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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