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波兰荒唐的“选王制”与“否决权”

　　16—18世纪，波兰以其独特的政治制度——“贵族民主制”享誉欧洲。该政治制度由“自由选王制”和“自由否决权”两大支柱组成。这两种制度是在波兰政治制度发展中衍化出来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随着大贵族逐渐控制这两种制度，波兰的贵族民主制蜕变为大贵族寡头政治，给波兰社会带来巨大消极影响，加速了近代波兰的灭亡。

　　贵族民主制逐渐形成

　　波兰是西斯拉夫人创建的国家，6—10世纪逐渐由原始公社制步入早期封建社会。1025年，鲍莱斯瓦夫一世（992—1025）加冕为第一任波兰国王，创立早期封建君主制，国王和御前会议共同商讨国家大事。御前会议成员由国王任命，包括大贵族、亲兵队领导和高级僧侣。

　　12世纪末，波兰分裂成许多公国，正式进入封建割据时期。地方大会是各公国最高权力机关，每年由地方王公召集贵族代表举行，但其主导权被各地贵族所操纵。13世纪，波兰人分化成4个等级，即贵族、僧侣、市民和农民。前两个等级是特权等级，拥有经济和司法豁免权；后两个等级则被排除在国家权力体系之外。

　　矮子瓦迪斯瓦夫一世（1306—1333）统一全国大部领土后，建立波兰王国，波兰开始进入等级君主制时期。原来各公国的地方大会不再召开，代之以中小贵族参加的地区性地方议会。15世纪末，地方议会推选中等贵族代表组成众议院。御前会议逐渐被大贵族把持，15世纪末演变成参议院。

　　《1505年宪法》规定，由国王、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全国议会是波兰最高权力机关，国家政权由国王和全体贵族共同掌控，标志着波兰开始由等级君主制转化为贵族民主制。代表王室利益的国王、代表大贵族利益的参议院和代表中等贵族利益的众议院纷争不休，衍生出欧洲近代史上独具特色的“自由选王制”和“自由否决权”。

　　荒唐制度登上历史舞台

　　1572年，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二世（1548—1572）死后无嗣，王位空缺。1573年，5万名贵族齐集华沙，推选法国安茹公爵亨利为新国王。贵族们为维护特权地位，强迫新国王接受“亨利条例”。条例规定：废除王位世袭制，今后国王由全体贵族选举产生；国王每两年召集一次全国议会，会期6周；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召集民团和征税；设立由16名参议员组成的常设机构，研究并制定对外政策；如果国王不遵守“亨利条例”，贵族可拒绝服从其命令。自由选王制由此确立，并形成一套固定的选举程序。第一步，全国议会提出选王倡议，组织“召集议会”。由“召集议会”确定选王会议的时间和地点，规定王位候选人资格。第二步，组织“选举议会”，负责选举具体事宜。根据要求：参会者包括波兰全体贵族、外国大使及华沙、克拉科夫和波兹南的城市代表，外国的王位候选人不得参会；选王会议由位高权重的大贵族主持，宣誓选举不屈从任何规则、完全自由；在选王会议上，王位候选人发表演说，外国使节推荐本国候选人，贵族的权力则仅限于投票。第三步，在克拉科夫组织“加冕议会”，筹办新国王的登基仪式。

　　1652年，多数议员在波兰全国议会上提出了延长会期的议案，遭到大贵族雅努什·拉齐维尔的代理人瓦迪斯瓦夫·西青斯基的反对。虽然许多议员对此表示谴责，但他们同时又认为该反对是合法有效的。从此以后，全国议会要想通过议案，必须经过全体议员一致同意；只要有一票反对，议案便无法通过。这就是所谓“自由否决权”。1669年，全国议会第一次在正常会期内因自由否决权的干扰而提前结束。这种表决制度由中央传入地方，导致地方议会也出现了大规模非正常中断的现象。由于破坏议会正常进程会招致普遍谴责，普通贵族难以承受这种压力，因此使用自由否决权的通常是大贵族。

　　王权受制于贵族

　　波兰之所以出现自由选王制和自由否决权这两种荒唐制度，根本原因是国王受制于贵族，此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归纳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王权不断衰弱。首先，国王不断赏赐封地和经济豁免权给有功贵族，王室土地和财政收入日益减少，致使国王财力不足。其次，随着贵族实力增强，贵族民团亦不断壮大。国王能支配的军力有限，忌惮贵族私人武装。再次，波兰政府对市民的警惕和对农民的蔑视，导致国王缺少压制贵族的政治力量。最后，波兰与外国王室联姻频繁，使得外国人国王层出不穷。一方面，这类国王更关注外国事务，不惜以迎合贵族、损害王权的方式维持自己的波兰王位；另一方面，这类国王在波兰的政治根基较浅，容易屈服于贵族。

　　第二，贵族势力持续壮大。首先，贵族大力发展劳役制庄园，积极操练民团并行使独立的司法审判权，其势自成体系、难以破坏。其次，贵族不断向国王索求豁免权，以立法形式保障自身在经济、军事和司法方面的特权，为继续壮大奠定了法律基础。再次，贵族人数不断增加。一方面，贵族世袭制为波兰贵族提供了稳定的人口基数；另一方面，国王出于某些考虑经常大肆分封贵族称号。最后，大贵族和中等贵族对立统一的特殊关系，是波兰贵族得以持续发展的内在原因。国王频频离间大贵族和中等贵族，自身实力不断消耗，而整个贵族群体却因此日益壮大起来。

　　第三，地缘政治的影响。首先，波兰地处欧洲中部，被多种政治势力团团包围。国王只有依靠地方贵族，才能对抗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无形中增强了贵族的力量，加剧了社会的分裂，不利于中央权力的集中与壮大。其次，周边敌对势力过于强大，侵扰过于频繁，迫使波兰国王疲于应对外来压力，缺少建立君主专制的时间与精力。最后，波兰与邻国的王室联姻和王朝合并促使其成为多民族国家，民族成分多样化使得国内政治斗争更加复杂，进而阻碍了波兰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

　　第四，文化与宗教的影响。首先，波兰采取开放的文化和宗教政策，客观上刺激了波兰人的平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集权专制思想的发展。其次，16—18世纪波兰贵族中间盛行“萨尔马提亚主义”。在其影响下，波兰贵族盲目排外、拒绝改革，甚至以捍卫“黄金自由”为名，替贵族叛乱洗脱罪名。

　　给波兰带来毁灭性影响

　　波兰贵族民主制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这种政治制度赋予占波兰人口1/10的贵族以参政议政的权力，其民主化程度在当时的欧洲首屈一指。另一方面，这种民主只存在于贵族之间，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并不涵盖广大市民和农民，因而是一种有限民主。

　　自由选王制和自由否决权是波兰贵族民主制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国王与贵族、大贵族与中等贵族的斗争，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结果。自由选王制代表着贵族对国王的重大胜利，中等贵族获利巨大，大贵族则凭借监督国王的优势略胜一筹。自由否决权标志着贵族对国王的进一步胜利，但胜利果实被大贵族独占，导致波兰贵族民主制蜕变为极端民主的大贵族寡头政治。

　　这两种制度只维护贵族利益，给波兰带来毁灭性的影响。自由选王制赋予全体贵族选举国王的权力，贵族们为保护自身权益倾向于选择容易控制的外国人当国王。1573—1795年选出的11位国王中，7位是外国人。这类国王勾结贵族，损公肥私，热衷于向外国出卖波兰国家利益。自由否决权是大贵族架空国王和中等贵族的工具，推动波兰政治走向有民主无集中的极端民主化。大贵族为一己私利经常使用否决权，致使议会拖延不决乃至中断。1652—1764年召开的71次全国议会，竟然中断了42次。波兰政府在该制度干扰下，很难推进改革，国家机器近乎停摆，处于瘫痪状态，社会发展陷于停滞。这种无政府状态，极大地便利了周边国家的入侵。

　　1791年，波兰政府颁布《五·三宪法》，最终废除了自由选王制和自由否决权，转而实行王位世袭制，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制度。然而，为时已晚，积贫积弱的波兰共和国于1795年被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彻底瓜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波兰才于1918年11月恢复独立地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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