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史研究新发展

　　11月2—3日，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纪念邵循正先生诞辰110周年暨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史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的近50位学者参加会议。邵循正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北京大学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创始人。本次会议在纪念邵先生学术贡献的同时，交流探讨了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路径。

　　会议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党委书记徐健教授主持，系主任张帆教授致欢迎词，王晓秋教授着重介绍了邵先生的生平与学术贡献。北京大学原副校长郝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汝丰、清华大学教授刘桂生、南开大学教授王敦书、广州大学教授赵春晨、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书面发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磊（书面发言）、邵循正先生女儿邵瑜，分别作了追思发言，回忆了邵先生对近代政治史、外交史、社会史作出的突出贡献。北京大学教授郭卫东认为，邵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新研究范式的重要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高波探讨了邵循正与陈寅恪的史学关联，北京大学助理教授刘晨回顾了邵循正在近代中国农民运动史研究中的贡献，复旦大学副教授戴海斌钩稽了邵先生早期的16篇佚文，有助于深入了解邵先生的为人为学。

　　政治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重要内容，本次会议的政治史论文聚焦重大事件和人物。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崔岷探讨了咸丰初年在籍绅士因“团练大臣”政策而权势升级后与地方文武官员的矛盾和冲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任智勇梳理了雷以諴在咸丰三年的活动，以凸显团练的地位和厘金出现的背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助理教授吉辰分析了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的借款活动，指出张的借款不仅未发挥作用，反而因频频毁约损害了清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形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海荣补证《公车上书题名》，为研究“联省公车上书”及相关人物提供了可靠文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邱涛经过考证，认为谭嗣同被捕时间为戊戌年八月初六日夜。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副教授崔学森认为，“秘密制宪”给世人留下了清廷把持制宪权的不良印象，将民间立宪派推向了对立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刘会文认为，孟森在辛壬期间贯彻张謇的拥袁路线，抵制章太炎的政治主张，影响了民初政治格局。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永以冯玉祥为例，展示了北洋将领从思想上抵触洪宪帝制发展到军事中的抗命，认为靠私人恩义维系的北洋派在思想纷杂、幅员辽阔的现代中国很难避免崩解的命运。

　　此外，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孙明检讨了嘉道“积弊”论说，指出清人通过“回归法意”以推动制度再造。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教授李恭忠以中山陵为例，展示了现代中国公共记忆和国族认同的生成过程和构造机制。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任伟考察了1927—1935年中共地方武装的形成与演进，指出中共地方武装既维持苏区内部秩序，也是扩充兵员的关键性机制。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李雷波分析了“发展华中”战略从以八路军为主转向以新四军为主的过程，认为该战略是随着形势变化在不断适应中形成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马思宇认为，抗战时期“三三制”促成了中共地方政权的民主氛围，而党团制度有助于中共掌握政治和组织的主动权，实现民主与集中的平衡。

　　与此同时，外交史研究也亮点纷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万民认为，近代海关是朝鲜开国后建立的最为廉洁、效率最高的政府机关，应历史地看待中朝两国在近代化初始阶段由洋人掌控海关这一现象。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文杰认为，清末中朝、中越、中琉等传统宗藩关系不复存在时，尼泊尔作为最后的藩属国有其特殊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陈肖寒论述了清代蒙古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进而探讨蒙古国对本国史的叙述方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永胜认为，顾维钧在中国留美学生会的重要贡献，为其从政生涯奠定了良好基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少军认为，近代日本工商界涉华活动依赖本国政府充当先导且深受其影响，依靠日军开路而又密切配合其需要，财阀、国策性经济机构和企业与一般日商分野鲜明。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丹以荷马李《无知之勇》在日本的译介为中心，探讨孙中山的革命筹款如何与国际热点相结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陈默认为，1941年中国对苏德战争的研判总体上倾向于持久战，这一观点是相对准确客观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张展聚焦汪伪政府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决策过程，深化了对日汪关系不平等本质的理解。

　　总体来看，会议论文有三个特点。第一，借史料深耕，旧题新做；第二，多语言运用，注意国际视野；第三，注重新史料发掘与整理，为政治外交史提供新方向。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编辑整理：警戒线杂志社官方网站：www.qnyshzz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