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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2019年12月24日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预测显示,2019年日本国内出生人口为86.4万,比2018年减少5.4万。这是日本自1899年开始统计出生人口以来,年新生儿数量首次跌破90万。而日本总务省2019年9月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高达3588万人,同比增加32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上一年度提高0.3个百分点,达到28.4%。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远高于第二位的意大利(23.0%)和第三位的葡萄牙(22.4%)。
尽管日本政府及社会在过去数十年间,尝试了各种办法来鼓励生育、增加人口,以期缓解日益严重的高龄少子化问题,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其成效甚微,大势难逆。面对如此严峻的人口形势,无怪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多次在公开场合将高龄少子化问题称为日本的“国难”。
人口自然减少持续加速
从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日本人口自然减少的趋势正在加速。在没有战争、瘟疫、饥荒、自然灾害等重大事件的情况下,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现象的大量增加,往往是一国出生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一点上,日本也不例外。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2018年结婚人数为586438对,较上一年度减少20428对,刷新了二战结束以来的历史最低值。同时,这也是日本结婚人数连续第六年减少。从2014—2019年,日本人的初婚平均年龄为男性31.1岁,女性29.4岁,晚婚倾向始终没有变化。
尽管安倍政府提出了到2025年末“合计特殊出生率”(又称“总和生育率”)达到1.8的目标,但实际上,日本2018年的“合计特殊出生率”仅为1.42,比上一年度减少0.01,出现了连续三年下降。从各年龄段妇女所生婴儿数量来看,除45岁及以上年龄段之外,其他各年龄段日本妇女2018年所生婴儿数量均较上一年度有所减少。而妇女的平均初次分娩年龄也连续四年保持在30.7岁,晚育倾向仍在持续。
出生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导致年轻人持续减少;年轻人变少,则意味着有生育能力的人越来越少,这无疑又会导致出生人口数量的进一步下降。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正是令日本政府和社会最为头疼的难题之一。
目前,日本政府所能够采取的较为积极对策是,在年轻人不断减少的情况下,鼓励有生育能力的人尽可能地多生孩子。为此,日本自2019年 10月起,实施幼儿教育及保育免费化。不过,日本媒体一致认为,日本政府仍需要拿出更多更具实效性的对策,才有可能真正达到鼓励生育的效果。
宜为晚年储备金融知识和资产
在日本,与少子化和人口自然减少问题相伴而生的,是业已到来的超高老龄化社会。如何在确保政府财政和医疗保障体系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帮助老年人有尊严地度过晚年生涯,同样是日本政府和社会不得不面临的棘手课题。
据日本总务省统计,2018年日本在职的65岁及以上人口达862万人,占就业总人口的12.9%。在劳动力不足问题空前严重的情况下,老年人已成为日本社会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本政府已承认现行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将因日益严重的高龄少子化问题而难以为继。在未来,日本老年人如果仅靠养老金,将无法在晚年维持必要的生活所需。因此,日本政府号召国民自行做好相应准备。日本金融厅的金融审议会2019年6月出台的一份汇总报告中也提出,为迎接所谓“人生百年时代”的超高老龄化社会,人们应有计划地积累资产。同时,由于任何投资都存在相应的风险,因此人们有必要学会谨慎选择金融商品。
据估算,男性65岁、女性60岁(日本现行制度下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及以上的夫妇如果仅靠养老金收入,每月的生活费用将出现5万日元左右的缺口。以他们都活到95岁计算,相应的资金缺口总计将高达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30万元)。而且,预计日本政府在未来还会因高龄少子化而下调养老金领取水平。与此同时,与养老金一同作为日本老年人晚年生活主要资金来源的一次性退休金今后也可能持续减少。这些都将导致日本老年人维持晚年生活的资金缺口进一步扩大。为此,日本媒体和有关机构均劝告人们有意识地在人生的劳动年龄时期、退休前后、高龄期,分阶段合理运用和管理资产。
这些建议包括,在劳动年龄时期,就算额度较少,也要通过国内外的长期储蓄型金融商品进行分散投资,着手积累资产。在退休前后,应合理规划一次性退休金的用法和投资计划,继续进行中长期理财。同时,还有必要学会控制金融资产减值和重新调整收支。在高龄期,除了有计划地动用所持资产外,也要充分考虑到医疗费用增加、入住养老院等情况,并为此重新调整资金计划。此外,还应考虑到罹患认知障碍症等疾病的可能性,提前确定好相应的资产管理方案。
全面研究和应对高龄少子化问题
伴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的迅速提高,人类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将更加丰富多彩,同时平均预期寿命也将继续延长。高龄少子化问题的影响会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全方位地考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因此,在未来,人们思考和研究高龄少子化问题时,不仅应关注财政、税收、医疗、保险、教育、养老金等领域,也有必要更多地关注和考虑一些细节问题和具体措施。
以老年人驾驶机动车问题为例,日本内阁府公布的2018年11月至12月期间以60岁及以上人群为实施对象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作为多选题的“外出手段”一题时,受访老年人中选择“自己驾车”和“徒步”的比例最大,分别为56.6%和56.4%。尽管调查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驾车的老年人比例下降。但是在75—79岁的受访老年人中,开车的比例为45.7%;在80岁及以上的受访老年人中,开车的比例仍高达26.4%。同时,有67.4%的受访者表示“几乎每天开车”。而且,在规模越小的行政区域,老年人开车的机会越多。在公共交通运力有限的地方,汽车已成为老年人不可缺少的“生活代步工具”。然而老年司机引发的重大事故不断发生。日本内阁府指出,年龄越大,认知能力越低,驾驶汽车的难度越大。如何确保老年人拥有合适的外出手段成为重要课题。
事实上,即便是老年人驾驶机动车这样一个并不太引人关注的细节问题,想要合理、有效地加以应对,也可能在政治决策、社会福祉和商业利益等层面面临错综复杂的困难局面。从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调整,到信号灯、交通标识、收费站等交通基础设施的重新设计和规划,再到保险项目的开发和运营,都绝非朝夕可成的易事,而是需要经历长期艰苦的探索和试错过程。
在超高老龄化社会里,类似老年人驾驶机动车这样的细节问题,可谓数不胜数。由此可见,在研究和应对高龄少子化问题的过程中,既需要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又离不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个案考察;既需要国家、政府做到未雨绸缪、科学决策,更有赖于全社会每一个人和家庭转变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讲,日本走过的弯路、作出的尝试、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成果,都可以为其他已经或者即将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有益的参考。
记者 谢宗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