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发展呼唤监管创新

　　1月4日，由阿里研究院主办的第五届新经济智库大会在京举行，旨在“助力新经济，推进新治理，建设新智库”，促进领先智库之间的连接和沟通。本届大会以“看清未来：大美好时代”为主题，海内外与会专家共同探讨了未来的科技进步、商业变革和社会发展，研究技术革命如何改变人类命运。

　　经济实践催生理论创新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表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新经济不断发展，实现了经济活动的数字化和网络化转型。新技术和新模式不断改写行业竞争格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未来学家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认为，中国平台经济迅猛发展正是因为有阿里巴巴、腾讯此类公司的崛起。在国务院法制办原副主任张穹看来，未来中国要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关键在于从社会氛围和政府管理上都要支持高科技企业，才能推动更多的小企业成长。

　　经济实践的发展呼唤经济学理论创新。吉尔德认为要超越经济学的陈旧概念，他提出财富就是知识、增长就是学习、金钱就是时间等新观点。在未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购买力平价、负利率等概念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真实时间价格（True Prices），即在全球范围内测算一名工人平均获取货物和服务所花费的时间。在信息时代，思想创新有多快，经济发展就有多快。

　　薛澜阐述了新技术发展带来的烦恼，即生产率悖论和创新悖论。首先，他以美国劳动生产率变化为例展示了生产率悖论，即蓬勃的创新活动与迟缓的生产率增长并存的现象。一种理论解释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新技术是平台型技术，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很多是“非竞争性产品”，其创造的价值是免费的，没有通过市场价格体现出来。其次是创新悖论。从过去几次工业革命来看，创造性的毁灭能够促使旧产业消亡，带来更大社会收益的创新，如电力机车取代蒸汽机车，数码相机取代胶卷相机。但现在出现了毁灭性创造，即产生了对少数企业有益但对整体社会有害的创新，例如，传统消费主义导向的工业创新导致的生态环境危机、规制不到位的金融创新以及针对儿童容易上瘾的网络游戏。薛澜认为，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可能需要创新。

　　平台发展亟须监管

　　专家们认为，每次技术革命总有一批创新型小企业快速成长，也会有一批传统企业逐渐消亡，数字经济领域尤其如此。“或者创新，或者消亡”已经是数字经济领域的普遍状况。

　　薛澜总结了平台经济的双失灵现象，一是经济性监管问题。一方面，由于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经济效率最高的选择可能是单一平台协调交易，从而导致自然垄断的形成并出现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经济性规制。另一方面，由于平台经济的动态发展，迭代更新非常快，给政府规制带来巨大挑战，导致治理失灵。此外，由于平台经济也面临由新技术进步和新商业模式带来的颠覆性创新的挑战，政府对平台企业不恰当的规制有可能伤害其竞争力，给行业外的挑战者带来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二是社会性监管问题。以互联网经济为基础的平台经济涉及大量用户数据，在这些数据的处理和使用中，存在对用户的潜在危害和不利影响。对于此类问题的监管，同样给政府相关部门提出巨大挑战，涉及诸多数据法律地位问题和平台企业经营中的风险问题。对此，薛澜提出了引导新经济健康发展的敏捷导向的规制思路。在敏捷治理导向下，规制者与企业要相互学习、相互适应，追求企业诉求和公众安全之间的平衡点。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治理议题，张穹表示，数字经济下要有良好的法治生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法律意识，包括以下五个重要观点：一是竞争中立，企业要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二是包容审慎，要有容错机制，不能一刀切。三是全球意识，要以全球视野制定法律。四是要代表先进生产力。五是法律要有弹性和包容性，面向未来。

　　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可能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副主任蒋希蘅表示，联合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的第17个目标聚焦伙伴关系，将包括公私伙伴在内的伙伴关系作为实现各项目标的关键手段，强调私人商业活动、投资和创新，是提高生产力、包容性增长和创造就业的主要驱动力，呼吁所有企业利用其创造力和创新能力来应对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当前，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蒋希蘅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共识，也是全球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企业的责任和机遇，是新商业文明的重要内涵，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创新手段。数字平台企业使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可参与，结果更普惠，普惠基础设施、普惠商业模式和个人创业创造是数字平台可持续发展新方案的关键要素。政府、企业、智库都要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自己的努力。

　　记者 龙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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