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译者思考

　　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化交流渠道的多元化。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上至国家对外宣传翻译策略的制定，下至个体译者的兴趣取舍，都是一种多元并存的态势。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个体译者凭借自己的学术兴趣或人生经历，而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文学作品或其他文化形式进行翻译传介，个体译者的选择就成了文化交流这张大网中的一个个结点或一个个环节。他们利用自身的交流渠道进行自主交流，去影响对方文化群体中的对应个体或组织，进而加深其对文化交流的关注和理解。大凡海外汉学家多是如此，他们综合了自身的学术背景和个人兴趣，自愿担任了中国特定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比如，美国汉学家李克穷其一生，孜孜不倦，耗时60年才完成了《管子》一书的英译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朱虹教授凭借自己深厚的外国文学素养和敏锐的文化交流意识，选译了许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增进了西方世界对当代中国的深入了解，取得了较好的文化交流效果。就文化交流的效果而论，无论是中国译者还是外国译者，他们都是个体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成功案例，对于构建中国形象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个体译者的文化交流活动为对方对中国的国家翻译实践行为提供注脚和说明，进而利于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理解。一个个独特的个体译者勾勒出一幅幅丰富多元而深刻细腻的文化交流画卷。因为文化交流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不同的受众会有不同的文化交流需求，我们应该鼓励有资质的个体译者积极参与中国文化“走出去”，进而形成一种多向互补的文化交流态势。

　　我们所说的个体译者，不管国内国外，不论年龄大小，不论文化层次高低，个体交流的路向和前景都是相同的。文化交流一般始于个体交往，进而才有了后续的国家层面的文化交流的可能。个体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因其个体的差异性而呈现文化交流的多元性，这体现在他们交流渠道的多元性、交流深度的多元性、交流效果的多元性，进而使得文化交流得以渐次展开，为国家层面的交流搭桥铺路，创造必要条件。

　　由国家作为交流的后盾，个体的交流才能进一步深化。文化交流的实质并非一定要取得价值观的一致，更有可能的是文化交流的双方获得一定的共识，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使得各自的价值观念尽可能保持多元并存。历史告诉我们，文化交流并不是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文化交流是用一种文化来丰富另一种文化。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要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以文学作品为例，文学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灵魂，文学翻译覆盖的领域也最为全面；对一个国家的了解，人们往往是从阅读文学作品开始的，没有文学翻译就没有文化交流。什么样的作品吸引什么样的读者和译者，期许一部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则体现了作者和译者的胆识与自信。英国汉学家米欧敏博士因故滞留上海虹桥机场，其间的机场一瞥，偶然发现了麦家的《解密》，从而掀起了麦家作品的全球翻译热潮。英国汉学家郝玉青因为读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而勇敢地开启了翻译金庸武侠作品之路，使得中国的武侠有了西方之旅。

　　在国家对外翻译策略的布局下，多一些中外译者自选的文学翻译作品，无疑会加快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更好地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宣传效果。个体的作用就在于着力去打捞那些易被人忽略的人、事、物，强化世人对普通人的关注，增进了解，加深沟通，消弭误解。李景端曾说过，译者要坚守译者初心，要有译德，努力服务于作者、读者和版权代理人，做好中外文化的架桥人，当好传播文明的使者，让文明在全世界沟通。

　　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与独特性，也给个体译者的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个体译者所存在的自由无序状态，能够培养译者的创造精神、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独立精神。借助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推进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中国的书法、绘画、音乐、戏曲、舞蹈、体育等都可以凭借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快速地促成文化交流的开展，这些独特的中国文化元素，通常也成了国家外交的重要途径之一。大量的文化交流实践证明，中西文化交流并不存在预先确定的交流次序、交流渠道、交流内容和交流效果，多是一种自发行为，是由个体出发，无序开篇，过程繁杂，最后才能逐渐理出头绪，整合思路，完成交流本身的闭合循环。

　　总之，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我们更要重视个体译者的重要作用，正视文化交流的基本规律，才能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真实魅力。中国学术“走出去”亦是如此。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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