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越华文作家对嬉皮士的拒斥

　　越南的华人主要聚居于南方的西贡（今胡志明市）堤岸（今第五郡），越华文学主要生成、发展于越南南方。南北越对峙时期（1954—1975年），美国文化强势登陆南越，对华人社会造成冲击，其中流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风潮令不少越华青少年趋之若鹜，引发了越华文教界深深的忧虑。以教导越华青少年为己任的南越重要华文期刊《中学生》第2期（1973年）卷首语就指出：“目前社会风气败坏，嬉皮横行，对于青年男女的影响，无疑是相当严重的。”华文写作是越南华人传承中华文化的主要方式，为了挽救民族文化的危机，以华文作家为代表的越华知识分子对嬉皮士展开了猛烈抨击。

　　华文作家对嬉皮士的愤怒

　　越华文学兴起于抗日战争时期，早期越华作家多来自中国。1954年，日内瓦协议将越南划分为南北两部分，美国积极扶持南越政权并最终发动了越战。在战争乌云的笼罩下，南越华文文坛不再有移民作家，而大致由两类本土作家组成：一类是已经在越南居住了几十年的老移民作家，另一类是在越南土生土长的青年作家，他们成长于越南，在华文学校接受中华文化教育，民族文化意识也相当浓厚。

　　南越老华文作家对于嬉皮士可谓深恶痛绝，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作家何四郎的《君子正其衣冠》（《中学生》第2期）：讲起喇叭裤，窄腰，我这个老乡就有一个顽固的看法，认为凡属半男不女的仁兄，都是患上心理变态，一律视之为“妖”。不管你这个“妖”神通怎么广大，学问怎么渊博，统统不放在我老乡眼内，只管放马过来！……文明的人，穿衣服不只是章身，而且是做人处世，社交应酬的重要仪表，衣服穿得得体、大方朴素，间接提高你的人格，获得朋友的敬重，如果打扮得怪里怪气，成个人妖的话，有识之士见了你就“避之则吉”，所谓“羞与为伍”也。

　　这是一篇讨伐的檄文，它代表的不仅是何四郎个人的立场，还是南越华文文坛的集体意愿。除了老作家，青年作家对嬉皮士的批判也相当踊跃，从中更能看出南越华文文坛对嬉皮士的拒绝。

　　华文作家对嬉皮士的批判

　　华报副刊是越华作家发表作品的主要园地，南越的华文报业十分兴旺，华报多达十几家，其中《远东日报》销路最广，其文艺副刊在华文文坛居于领导地位。《远东日报》的“学风”版是专为青年学生而设的，它是透视越华青年创作心态的重要窗口。“学风”曾专门组织过有关嬉皮士的大讨论，论争的缘起是志忠在第460期“学风”（1970年7月3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谁的责任？》，文章包含了“年青人喜欢嬉皮士，无可厚非”这一观点。此文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久，邵克洛在第463期“学风”（1970年7月14日）刊登了文章《对嬉皮士的我见》，针对志忠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学风”的编者也同时发表了意见：本版于七月三日刊出志忠文友《谁的责任？》一文后，引起了一个新的笔谈话题，青年堕落、日趋“嬉皮”化的问题，这是当前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邵克洛文友所提的意见十分中肯。“年青人喜欢‘嬉皮士’是无可厚非吗”？我们希望青年文友对这问题热烈参加讨论。

　　在编者的号召下，越华青年纷纷发文，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主导倾向是批判性的，比如正强在第469期“学风”（1970年8月4日）发表的《让我也来谈谈“嬉皮士”》，文章第一句话就言辞激烈地说“以我来说：‘嬉皮士’根本就令人讨厌”，文中质问那些嬉皮士：“假如说，我们要追上西欧文化，为什么人家科学的精神，工业的技术，自由平等的思想，高贵的行为，讲求礼貌的风气等不学，偏偏要学这些古怪异端的行径，还以为这是新潮、进步、文明！”还有南戈在第470期“学风”（1970年8月7日）发表的《略谈“嬉皮士”》，南戈的语气较为平和，但态度也是不赞成的，他认为嬉皮士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社会问题，“还是一项文化教育和青年修养的问题”。南戈指出嬉皮士是二战后西方物质文明社会的产物，“在越南，这疾患该归究于连年烽火对社会秩序人心的破坏及舶来风气的昂然输入”，南戈的结论是：“这是一批值得怜悯的年青人，也是西方物质文明的悲哀。”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青年只有自救，树立正确思想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江明的《时代病——嬉皮士》（1970年8月14日第472期“学风”）、凡青的《我反对嬉皮作风》（1970年8月21日第474期“学风”）等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嬉皮士予以了否定。

　　在一片热烈的讨论之中，论争的肇始者志忠在第473期“学风”（1970年8月18日）发表了另一篇文章《我见“嬉皮士”》，至此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原有同情的基础上增加了否定，文中指出：“‘嬉皮士’只不过是一班不满现实，反抗习俗，但可惜却走错了路的青年，他们是值得同情和可怜的，他们只不过是改革这个不完善社会的牺牲品，咒骂和压抑除了增加仇恨以外，是完全无济于事的。”

　　根据上述分析，对于嬉皮士现象，南越华文作家们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嬉皮士是一群走错了路的年轻人，导致他们错误的根源就是盲目崇洋，年轻人应该迷途知返，改过自新。这样的认识在华文文学创作中有更加生动的体现。

　　文学作品中的嬉皮士形象

　　南越华文作家对嬉皮士形象的塑造融入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他们笔下的嬉皮士主要有以下3个特点：其一，打扮新潮、外形可笑，比如韩自立的《生活随笔》（上）（1972年10月6日第670期“学风”）写道：“嘿！真的不错，长长的发脚，电得一圈圈的，掩盖过衣领，唇上稀稀疏疏的胡子，像极了哈巴狗的脑袋，往他身上看，好一幅抽象画，左一个红唇，右一句‘Kiss Me’。”在作品的结尾处，韩自立意味深长地写道：“就算他染了金发，隆鼻，满嘴英文，但他永远改变不了他身体内所流的血液，那里流着几千年的文化，固有的道德传统！”其二，不求上进、游手好闲，比如雷翔的小说《属于下午的》（《中学生》第2期）写道：“望着打扮得非常新潮的表妹的背影，我猜想一定又是出去找那个怪声怪气的汤美，我真不明白表妹为什么喜欢跟那些整日游手好闲，而又打扮得不伦不类的‘嬉皮士’交往呢？”其三，内心空虚、迷惘苦闷，比如小燕子的小说《我是新潮少年》（1972年11月12日第685期“学风”），主人公“我”因为得不到亲情和友情，对生活丧失信心，只能用新潮的服饰和疯狂的生活来麻木自己。

　　针对嬉皮士形象而展开的文学评论进一步加深了作家对嬉皮士的批判，比如西海的《〈我是新潮少年〉读后感》（1972年11月21日第689期“学风”）指出，新潮少年要觉醒，不要自甘堕落，“新潮的服饰和疯狂的生活，不能弥补那颗寂寞、空虚的心”。还有施汉威的《浅谈〈我是新潮少年〉》（1972年11月24日第690期“学风”）写道：“自从欧美不良的歪风吹遍东南亚后，此地也出现了不少崇洋的新潮青少年；嬉皮士的诞生是社会的不幸亦是家庭的不幸”，虽然家庭有责任，但是青少年也要自强，“日后的幸福前途才是最重要的”。

　　总而言之，南越华文作家对于嬉皮士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此举是南越华人知识分子在与祖籍国隔绝的情况下，坚守中华传统文化，反抗美国强势文化的一个缩影。了解这一段历史对于促进当代中外文化交流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越华文学的整理与研究”（FJ2017B133）、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论越华文学的流变”（19SKBS1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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