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理智直观”

　　在人类知识中包含着两个基本要素，即直观和概念。康德认为二者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联系性表现为一切经验性的概念都不过是一个“共同标志”的集合，而这些共同标志是建立在感性直观的基础上的；独立性表现为知性不能直观，感官不能思维。康德的“理智直观”（die 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如果仅仅就构件而言，则正是直观与概念的联接，即所谓的“知性的直观”（die Anschauung des Verstandes）的概念。事实上，“理智”与“知性”在康德那里是在同一个意义上被使用的。不过康德同时也强调，这种由直观和概念“合成”的理智直观不是人类的认识能力，而是上帝的认识能力。因而，当它与人类的直观（感性的直观和想像力的直观）相对应时被称为“本源的直观”（intuitus originarius）；与人类的知性（推论的知性）相对应时被称为“本源的知性”（der ursprüngliche Verstand）。

　　这种具有双重“本源”特征的上帝的理智直观具有强大的“威力”，因为它能够认识“不可知”的物自身（Ding an sich）。但上帝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康德认为这个问题仍然是不可知的。可是康德毕竟在谈论上帝的理智直观，这是否有点自相矛盾？实际上，康德关于理智直观的全部论述都只是在“类比”的意义上作出的。换言之，他的谈论方式是根据人类认识方式的局限性推论出理智直观“不应当如何”及“可能会如何”的。

　　康德首先强调，上帝的理智直观不应当是“推论的”（discursiv），而应当是“直观的”（intuitiv）。“直观”的意思就是“向……看”（aufs Sehen），而“推论”则是指通过一些共同的标志（Merkmal）来思考一个对象；前者具有直接性，后者具有间接性。人类的知性之所以是推论的，是因为这种知性是在感性材料被给予的情况下，再将其置于一个特定的概念之中，而此概念不过是一条将共同标志保留下来、将一切特殊东西都舍弃掉的规则。例如，当我们说“这是一朵花”时，我们其实是在用“花”的类本质来取代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个体。但这种认识方式难道有什么问题吗？问题有二。第一，人类的知性在限制感性的同时也就受到感性的限制，其结果会导致人类的知性无法认识物自身。具体说来，人类的知性作为一种概念（或规则）的能力似乎超然于感性之外，但问题是，知性要做成一定的知识，就必须与感性合作，对感性直观进行综合统一。知性将这一工作交由判断力去完成。判断力一手执有知性的规则（判断力法规），一手执有出自先验想象力的时间图型（方法表象），在纯粹知性概念与感性直观之间进行斡旋，最后做出一定的判断。时间图型在打通感性与知性的同时，也使得知性被限定在感性的形式，即时间条件之上。判断力由此所做出的判断便只能是关于现象的知识，而非关于物自身的知识。第二，人类的知性虽然能够提供一些普遍的概念，但这些概念不是“整体的”，因此当知性在面对自然时，它无法确定自然给它提供的那些能够被纳入其下的特殊东西可能有哪些以及如何各不相同，因而这些特殊之物对它来说完全是偶然的。这就是说，人类的知性始终摆脱不掉偶然性的特征。

　　上帝的知性不会出现这两个问题。首先，上帝的知性不是思维，而是理智直观，不受时间条件的限制。因此，对于上帝而言，一切来自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这种直观方式由于彻底摆脱了时间的限制，所以它能够以概念（理念）的方式“一下子”（auf einmal）直接洞察事物的“绝对内部”，从而达到对物自身的认识。其次，上帝的知性是通过“理念”进行理智直观的。理念在人类那里是反思，但在上帝那里却是直观，因为上帝的理念乃是万物的“原型”，是“物自身之可能性的主观条件”，上帝的本源的理智（intellectus originarius）对它只能作理智的直观。如果说人类的知性的根本特点在于思维，而思维的本质又在于建构一些以“限制”和“抽象”为基础的概念，那么人类知性实际所遵从的是一条从概念到直观，亦即从“分析的普遍”（Analytisch-Allgemeinen）进向事物之各个部分的认识路线。与此相对，上帝的理智直观所遵从的则是一条从“综合的普遍”（Synthetisch-Allgemeinen）（即“对一个整体本身的直观的普遍”）进向构成整体之各部分的认识路线。康德认为，由于上帝的理念本身就是“绝对的整体”，完全不同于人类知性为感性杂多所提供的“偶然的统一性”，所以上帝的理智直观能够直接达到真正的整体，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出现于人类知性中的偶然性问题。当然，人类的知性也是非常希望达到事物的那个真正整体的，因为这样它就可以将一切偶然的东西都置于一定的规律之下，但遗憾的是它的工具箱里只有反思性的判断力，而反思性判断力所达到的只是“似乎”（als ob）意义上的整体。

　　康德除了从“不应当如何”的角度对理智直观进行了推测，还从“可能会如何”的角度对之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在他看来，理智直观之所以能够“先天地”认识到事物的绝对内部（物自身），除了因为理智直观是一种先天的直观方式，还因为上帝乃是万物的创造者（Urheber）。反过来说，一切有限的存在者之所以不能从自身中去认识他物，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他物的创造者，所以他们先天认识的只能是事物的现象。康德以“花园”为例对此加以剖析。他指出，人类的知性虽然可以通过一个预先拟订的方案而在思想中先天地设想一个花园，但这种先天的认识仅限于我们活动范围之内的事物，对于那些在此范围之外的事物，我们必须借助于经验；但上帝的知性则与此不同，上帝作为“原本质”（das Urwesen）乃是一切可能性的基础，一切存在之物都依赖于它、来源于它，所以上帝必定在所有事物存在之前就已经先天地认识了一切可能之物，并如事物本身那样来认识它们。在这个“花园”的比喻中，康德实际上以人类建造的花园来“类比”上帝创造的世界。在这两个“花园”之间，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都出自于创造者的创造，并正因此而可以被创造者所先天地认识。但二者也有不同之处，因为在人类的花园中，被创造的只是花园的形式，而在上帝的花园中，被创造的既包括形式也包括质料。上帝所创造的质料（即万物之存有）乃是人类感性直观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人类感性直观的“先验的质料”。康德进而指出，上帝创造世界的这一壮举出自上帝的“决定”（Rathschlu?覻）。在他看来，上帝认识一切可能的事物，只要他意识到他自己；上帝认识一切现实的事物，只要他意识到他的“决定”。

　　在上帝的造物中，有一样东西是非常独特的，这就是人的自由。自由是人类道德行为的先验根据。但人类由于其二重性（同时作为感性世界和理智世界的成员），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这意味着理智直观在对人的认识中将会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康德指出，如果说这里有一个困难，那么这似乎是：上帝如何能够认识未来的自由行动。他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实际上，不仅未来的存在者可以自由地行动，现在的存在者也是可以的，所以关于上帝如何认识人的自由行动这一难题就不应被归结到时间问题上来。换言之，过去、现在、未来的区别，只是相对于人类的认识能力而言的，人类必须以感性的方式“看到”一个自由的行动，然后才谈得上对该行动有所认识。但上帝的知性与此不同，上帝只需通过“意识到”他自身是一切事物之可能性的根据，就可以这种方式认识到一切自由的行动，不论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

　　在康德之后，理智直观成了费希特的“绝对自我”以及谢林的“绝对同一性”自身认识的最重要手段。与康德基本一致的是，他们的理智直观的主体仍然是绝对者。到了胡塞尔那里，理智直观被“本质直观”所取代，但后者的基本构件仍然是直观和概念这两个要素，所不同的是，本质直观的主体不再是绝对者，而是人类。然而，本质直观即便能够提供所谓的“本质性”认识，但已不再可能具有创造对象之实存的威力。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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