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练本土的民族学理论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学者努力求索，在民族学实践探索、理论建设、学科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为国家发展服务的应用学科

　　中国民族学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广大人类学、民族学专家学者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中国民族学学者参与并完成了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调查，为新中国改革和建设作出贡献。中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吴永章曾经参与了1958年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调查，他回忆说，当时的民族调查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调查人员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大调查系统摸清了中国的民族状况，培养锻炼了一批从事民族研究的人才，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也奠定了当前民族学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的基础。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民族学学科发展迎来新的高潮。在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的倡导下，我国民族学研究扎根本土，展开大量的田野调查，涌现出不少民族学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何星亮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建树颇多，研究范式不断创新，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趋势也日益明显。部分民族学学者根据我国各民族资料，提出不少新理论新观点。同时，田野调查方法日益多样，既注重引进其他学科的调查方法，也注重将定性调查和定量调查相结合；国际学术交流日趋频繁，合作调查研究不断增多。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何明告诉记者，多年来，我国学者除了将一批国外民族学、人类学论著翻译成中文出版外，还强烈地意识到，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必须从初民社会范式转向复杂社会范式，并自觉地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现代国家背景下的民族和民族问题。要立足国家视角，把国家尤其是现代国家带入民族研究之中。还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构建，作为观察与研究民族问题的重要观照。

　　民族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方勇认为，构建民族学学科体系，我们既要考虑学术基础，更要强调国家需求。差异化发展是民族学科发展的思路之一。各科研机构一定要找出自己的优势和强项，在关键学科上凝聚力量、精准发力，通过加强学科特色建设，探索建设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打造各自的民族学研究品牌。

　　“民族学是一门为国家发展服务的应用学科。”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王柏中说，地方院校在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战略层面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鉴于民族学研究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特征，加强民族学学科体系建设，亟待改革和完善其中的学术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机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

　　方勇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成为学界的研究重点。特别是在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更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王柏中表示，当前民族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作为一门“求用”的学科，民族学研究应该在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中主动有所为。信息时代呼唤民族学研究要有新理论。我们要立足田野，既要下村寨，也要走进现代都市和企业；我们对民族学研究既要有哲学思维，从宏观上展开思考，同时也要鼓励“百家争鸣”，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何明提出，民族学学者要确立求真务实的学风，要全面、准确、及时把握快速发展中的民族及其相关社会事实，探索能够做出有效解释的研究方法，以回应信息化时代复杂的社会实践，切实担负起大变革时代民族学研究者应有的社会责任。

　　鼓励更多学者“走出去”

　　新的发展情势，为中国的世界民族研究提供了新课题。王柏中认为，民族学研究是从研究“他者”的角度，通过文化比较，产生更深入的认识和与人共鸣的理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际上为民族学学者“走出去”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

　　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施琳看来，中国民族学发展为中国学者开展非洲民族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基础。中国民族学学者走进非洲田野开展非洲民族志研究，为国际非洲研究界带来了更多的“中国声音”。

　　在提及民族研究“走出去”的意义时，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主任张亚辉表示，我们开展世界民族研究，除了帮助中国政府和企业理解全球状况，还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参照。

　　在采访中，不少学者表示，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中，民族学研究要真正静下心，立足田野，夯实文献基础，用时间和耐心凝练出中国本土化的民族学理论。

    记者 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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