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掘”动物遗存的“潜信息”

　　动物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重要资源，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古代先民一种重要的技术手段和生业方式，动物以各种方式遗留在考古遗址中，成为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动物遗存。动物考古学就是由动物遗存来研究古代社会，以资源、技术和生业为导向开展学术研究。它以考古实证材料重写了古代畜牧史，以独特的视角探讨祭牲、次级产品、骨器及制骨手工业等多方面的学术问题，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密不可分且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注综合性问题

　　中国动物考古学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近百年的学科发展，已日渐发展成为以对动物遗存的定性定量研究为中心，涵盖年代学研究、古DNA研究、稳定同位素分析等在内的综合性学科前沿。这在2019年度中国动物考古学学科发展中有着深刻体现。

　　2019年，国内发表动物考古学研究论文近70篇，涉及理论和方法、动物驯化与饲养、动物形象化遗存等多个方面。开展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遗址数量较多，国内遗址包括黑龙江凤林城址、吉林万发拨子、甘肃毛家坪、新疆洋河墓地、河北于家沟和薛庄、安徽凌家滩、浙江钟家岗古河道、重庆蓝家寨、广西左江流域贝丘遗址群等。同时，研究地域范围还扩展到了国外，如对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萨扎干遗址进行了动物考古学研究。

　　动物驯化研究持续关注“六畜”，就中国古代家马、家牛、家羊和家鸡的起源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值得一提的是，借助文献资料，对中国古代鲤鱼、鹌鹑、驴和猫的饲养史料也进行了综述。此外，对商代晚期牛耕、秦汉时期官方蓄犬现象、唐宋时期巴蜀地区的鱼类资源开发和食用、元代蒙古高原渔业资源，以及马在澳大利亚的引入和传播等特定时空范围内畜牧业状况，都做了深入研究。

　　动物形象化遗存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河南殷墟遗址出土骨镞、山东丁公遗址出土蚌器、贺兰山“狩猎岩画”等的分析和解读上。本年度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动物考古学研究有4项，分别是先秦时期家犬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新郑郑韩故城制骨作坊出土骨料的整理与研究、中国三大家禽的动物考古学初步研究、汉水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反映了动物考古学者课题意识的增强。

　　深化科学研究方法

　　2019年，动物考古学研究最大的亮点体现在：多学科的理念和实践日益融入动物考古学研究。在回顾各测试分析方法在动物考古学中的应用历史的基础上，我们可对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学科发展进行展望。

　　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质谱技术的发展，稳定同位素质谱技术开始应用到考古研究，用以探讨古代人和动物的食物结构。中国最早对古人类食物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蔡莲珍和仇士华撰文，首次介绍碳稳定同位素在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并通过对仰韶、陶寺等考古遗址出土的人和动物骨骼碳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研究，得出至少从新石器时期以来，中国北方主要以小米为主，而南方以稻米为主的结论，为研究我国农业的起源、传播与早期发展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1998年，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也被介绍到国内，使更多学者获知该方法在重建古代人群食物结构方面的学术价值。

　　2019年，开展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的考古遗址包括江苏骆驼墩、河南中沟与王圪垱、陕西北斗坊等。该方法迄今在动物的饲养策略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揭示了中国古代先民对不同动物的喂养方式。立足考古，反思方法，该研究具有深刻的应用前景。胡耀武和屈亚婷等学者认为，多样化食物资源与复杂的新陈代谢，暗示着生物体组织的稳定同位素组成可能受到自然环境、人类活动以及自身生理健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这些影响因素的综合评估，为更全面准确重建古代人（或动物）的食谱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结合考古学文化发展脉络，判断引起考古遗址出土生物体稳定同位素组成时空变化的主导因素，又可为揭示古代人地关系、人类活动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等提供新的视角。

　　锶稳定同位素研究。2008年，锶同位素分析技术被用于研究河南贾湖遗址史前人类迁移行为。这也是国内首次对该分析方法进行考古学应用。2011年以来，我国涌现出大量应用锶同位素分析方法，开展古代动物迁移行为的研究。2019年，锶同位素研究主要应用于安徽凌家滩和含山等考古遗址中。推动该方法的广泛应用，除了反思其方法机理外，建立各考古文化（乃至具体遗址）的锶同位素参考值数据库，将利在千秋。

　　古DNA研究。世界最早的古DNA提取（未测序）研究，见于1981年发表的对距今2000年前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代女尸展开的古DNA和古RNA提取工作的报告。20世纪80年代，PCR扩增技术的出现，使得对残存在古代生物遗骸中的遗传物质DNA的提取和分析成为可能。1998年，吉林大学生命科学院与考古系合作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考古DNA实验室。国内最早将古DNA研究应用于动物考古学的例证，来自于2007年对内蒙古赤峰地区青铜时代马的线粒体DNA分析。

　　目前，国内古DNA研究对象多集中于人、动物以及植物，未来有望扩展到土壤、古细菌、古病毒等。由于DNA的研究技术手段有很大的局限性，现代DNA的污染、古代DNA分子的降解及组织提取物中的其他成分，都会对DNA多聚酶有抑制作用而影响基因的扩增，从而对古代DNA的提取造成影响。因而，实验室的建设仍任重而道远。

　　夯实多学科理念

　　以资源、技术和生业研究为导向，开展包括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稳定同位素研究等在内的多学科研究，成为近年来学科发展的新态势。2014年以来，袁靖组织一批青年学者在《南方文物》上开设“生业与社会”专栏，发表了一系列先秦时期东北、黄河上游、黄河中游及华北、黄淮下游、长江上游、长江下游、岭南及周边地区生业状况的研究成果。这些文章集中应用了与生业研究密切相关的上述三种研究方法，得出的关于先秦时期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状况的认识，也就更为全面和科学。

　　展望未来，蛋白质组学、脂肪酸分析、几何形态测量、氢氧同位素分析等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这些方法有助于进一步科学“发掘”动物遗存的“潜信息”。在学科建设方面，袁靖认为，中国动物考古学应当继续完善研究思路和方法，继续推进动物遗存标本库和数据库建设。在对具体遗址开展鉴定和研究工作基础上，以全国各个地区的系列考古学文化为时空框架，归纳、凝练各地区动物考古学和植物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撰写中国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生业研究专著，从生业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的生产力状况及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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