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中古石刻文献拓展文史研究新空间

新见中古石刻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坊会议现场。本网记者 陆航/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西安讯（记者 陆航 通讯员 刘晓宇）1月11-12日，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陕西省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办，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西北大学汉唐文学研究院承办的“新见中古石刻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坊会议”在西安召开。伦敦大学教授辛维廉，复旦大学教授查屏球，北京大学教授朱玉麒，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毕波，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南开大学教授卢燕新，新疆大学教授和谈，国家图书馆编辑白云娇，中华书局编辑朱兆虎，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胡戟、王伟、师海军，西北大学教授王维坤、李芳民等同来自海内外高校与研究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所藏碑志的释读、研究展开学术交流，探讨碑刻文献与史传文献的文史互证、中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关联性、中古时期士族家系、墓志石本的刊刻形式等问题，开拓碑志文献在中古史、丝绸之路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意义。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整理的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所藏碑志共计166方，主要属关中和陕北地区，其中不少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特别是汉文粟特文双语的《大唐故安优婆姨塔铭》，对深化方兴未艾的入华粟特人研究乃至丝绸之路研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西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常江，榆林市政协副主席、榆阳区委书记苗丰和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名誉馆长齐志分别致辞。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和西北大学教授葛承雍就墓志文献的学界热点问题分别作了主题报告。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胡戟表示，隋唐墓志的历史内容，几乎涉及了隋唐时代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涉及许多制度和宗教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问题。除了众多的书法佳作和史学家、文学家和名人撰文的名篇，还有涉及北朝权贵后裔，涉及关陇集团人物，涉及北朝政治、经济、民族事务，涉及隋朝事件人物、兴唐事件唐代皇室人物和外戚、初唐和武周将相名臣的后裔，隋唐征辽之役，武则天政治、安史之乱与中唐事件，中晚唐名人，晚唐社会和战乱，周边民族事务和对外关系。这些墓志给了我们一步步深入隋唐时期人内心世界的前所未有的机会。他们的人生追求、思想境界和价值观中，许多积极的东西，至今让我们感动和深思。唐代社会的盛世景象；隋唐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念；隋唐官员队伍为社会治理做出的努力；科举制度对隋唐时期士人的影响；隋唐时期科举制度之外以皇诸亲、功臣子、门荫、辟招或从吏职等卑职而得官的各种现象；当时人们选择远离官场的心理；对待财富的心理等等都可以从这些墓志中找到相关讯息。

　　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介绍，齐运通先生《新志百品》中所收墓志一百二十方，其中东汉一种，北魏五种，东魏、西魏、北齐各一方，北周四方，隋八方，五代二方，宋代四方，唐代则多达九十三方。这些墓志的重要意义有三点：一是隋及初唐重要史料的新发现。唐前重要人物墓志，可以特别提到郑译（540－591），他是北周至隋代著名政治家和音乐家，郭沫若曾撰文介绍过他的音乐成就。这篇《（隋故岐）州刺史上柱国沛国达公郑君墓志之铭》，埋石于武德五年（622），时译子元璹贵为太常卿，且因出使突厥而被扣，祇能寄窆万年。墓志提供了郑译的许多新史料。涉及唐初政治史的，有杜伏威与戴义墓志，还有薛万备墓志。这几方墓志所载均可与新旧唐书等史乘互参。特别是高宗另一乳母卢丛碧墓志，可与之前出土墓志对读，完善一些历史细节。

　　“从这些墓志中还可以得到盛唐、中唐史事的特殊记录。” 陈尚君举例，景云二年（711） 《大唐故左领军卫将军上柱国武威郡开国公苑府君墓志铭并序》，志主苑大智，是一位出身军将之家，从秦城府右果毅都尉做起，积军功至左领军卫将军，即禁军高级将领。墓志虽也载及他一生从军之事功，可补史缺者并不太多。特别重要的是其墓中有他告身刻石二，其一分三段，第二石分两段。其一是有关策勋、转功的具体事例，对今人理解古诗所谓“策勋十二转”之类说法，提供了实证。此处五通告身，均全录三省拟行、封驳、颁行的全部记录，且保存原告身之行款格式，洵为唐代制度史研究的极其珍贵的文献。

　　“第三个重要意义在于这些墓志包含敦煌及晚唐史料的重要发现。” 陈尚君介绍，咸通九年（868）沈云翔撰《大唐故朝议郎守鄂王友南阳张府君墓志铭并序》，是近年中原发现石刻中，罕见的载及敦煌归义军张氏家族核心成员的墓志。该墓志提供了敦煌张氏的许多珍贵记录，其中有关张义潭、张义潮兄弟事迹，尤为珍贵。

　　“今天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应当发掘丝路沿线出土文书中有价值的残片，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有意无意留存下来的文本，丰富我们对于丝绸之路的认识，谱写更加绚烂多彩的丝绸之路历史。”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认为，丝绸之路研究主要依据三个方面的资料，东西方的传世文献，丝路沿线发现的文书，各地出土的文物。丝绸之路沿线的敦煌、吐鲁番、楼兰、尼雅、焉耆、库车、和田、穆格山等地都发现过不少各种语言文字书写的文书材料，应当收集丝路沿线出土的各种语言文字的材料，把其中的零散信息，集中到丝绸之路的历史叙述当中，其中很多内容是传世史料和考古文物所没有的。荣新江表示，出土文书在丝绸之路研究中具有以下重要性：第一，出土文献提供了有关丝绸之路交通路线的直接记录； 第二，出土文书记录了丝绸之路的实态； 第三，出土文书记录了丝绸之路东西传播的商品种类和商贸情形； 第四，出土文书展现了丝绸之路上传播的文化。

　　西北大学教授葛承雍表示，近年新出唐代墓志数量众多，蔚为大观，但是在墓志上镂刻画作，追思模仿逝者生前向往的生活场景，还是很少见的。新发现的唐开元二十三年（735）“郜夫人墓志”四侧上镌刻的线刻画是一方罕见的镌刻有唐人生活的石刻记录，不仅史料上丰富珍贵，弥补空白；而且艺术上意象风姿，精彩纷呈；原来树碑立传的墓志，既有唐人留下的书法石刻文字，也留下许多文献上遗失的连环构图画像。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浩教授专题汇报了《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项目的工作进展及阶段性成果。李浩表示，通过对这些墓志文献进行录文整理，可以为中古隋唐历史、社会、文学、艺术包括丝路文化的研究提供丰富的新材料、新个案，拓展文史研究的空间，因为新出文献中仅仅人物传记部分就“数倍于两《唐书》纪传人物的传记资料”。藉整理《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穿越漫长幽深的时间和空间，触摸有温度的历史细节，考察重要事件的发生现场，聚焦古人对死亡的情礼百态，调整因史料缺乏而板滞的宏大叙事，细化并深化有更多高清像素的历史图景。

　　“关于碑刻的分类及其作用，程章灿先生将石刻文献分为七种类型，第一种：墓碑，或者说碑刻。第二种：墓志。第三种：石经。第四种：题名、题刻。第五种：摩崖。第六种：刻帖。第七种：杂刻。石刻文献有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石刻实物本身，第二种形态是拓本，第三种形态则是录文。他还认为，石刻研究有三个层次（或者说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层次：史料学研究。，即把石刻当作一种史料，当作一种文献。第二个层次：史学研究。 是在史料学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第三个层次：文化研究。” 李浩提出，对墓志的考察整理，至少涉及到以下五个领域及其相关学科，一是生命伦理学，二是遗址景观学，三是丧葬人类学，四是图绘现象学，五是碑刻文献学。墓志碑碣的研究虽是小道，但它涉及到古人对冥界立体多元的规划设计和营造制作，既有观念层面的，又有技术层面和材料层面的，还有艺文美术层面的，与现代广域的宗教学、人文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材料科学息息相关，关涉“古今学术史之通义”的“大事因缘”。对于有志于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者而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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