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古籍的海外传播与影响

　　为了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国家提出了文化“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陶瓷古籍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受“重经史、轻理艺”等思想的影响，中国陶瓷古籍的编撰数量十分稀少，后又经数百年的风雨洗涤，流传至今的更是凤毛麟角。据笔者统计，1911年以前的陶瓷古籍总共不到20种，包括《阳羡茗壶系》《陶冶图说》《陶说》《南窑笔记》《景德镇陶录》《匋雅》等。这些陶瓷古籍记述了中国古代陶瓷的生产场地、制作工艺、风格特点等，还涉及与陶瓷密切相关的人物事迹、社会习俗、经济贸易、审美趣向等，对于梳理明晰中国古代陶瓷生产的发展脉络、传承保护中国传统的陶瓷技艺、发展弘扬中国传统的陶瓷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具有两千多年的对外贸易史，尤其是15—18世纪，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性贸易，陶瓷就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之一。作为古代“一带一路”上重要的商品货物，中国陶瓷一度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成为他国竞相追逐和崇尚的目标，在中外文化交流与世界文明互鉴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陶瓷古籍是中国陶瓷生产历史和制作技艺的理论总结，是海外人们学习和了解中国优秀的陶瓷工艺和陶瓷文化的最好门径，在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19世纪中期，中国陶瓷古籍就被译成外文，如法国汉学家儒莲于1856年将《景德镇陶录》节译成法文，第一次将中国陶瓷古籍引介到欧洲，对欧洲陶瓷业的生产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随后又将《陶说》节译成法文，再一次将中国陶瓷古籍传播到欧洲。进入20世纪后，中国陶瓷古籍的外译本逐渐增多，如英国学者卜士礼于1910年将《陶说》全译成英文，塞义于20世纪50年代将《景德镇陶录》《匋雅》全译成英文；而在日本，早在明治时代，就有学者将《陶说》《景德镇陶录》全译成日文，后来《匋雅》《饮流斋说瓷》等也被全译成日文。这些外译本的出现，不仅扩大了中国陶瓷古籍的传播范围和国际影响力，成为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而且为当时世界陶瓷的生产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具体而言，海外学者针对中国陶瓷古籍的翻译，不仅仅是对其内容所作的语言转换，更附带有大量的注释、评注、长篇序言、后记等，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进行“深度翻译”。从效果论来看，深度翻译是将翻译与严谨的文化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实际上它已属于“文化翻译”或“学术翻译”的范畴。这种“深度翻译”方式在中国陶瓷古籍外译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不仅使中国陶瓷古籍更广泛地得以传播，还使海外陶瓷制作者将中国陶瓷古籍中的文本内容直接与其陶瓷生产实践相结合，并按图索骥，找到提高陶瓷产品质量的方法，这无疑对当时海外陶瓷业的生产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以中国陶瓷古籍的最早译本《景德镇陶录》儒莲法译本为例。儒莲在该译本中增补了译者导言、萨尔威达序言、扉页注解、术语表、关键词、文本注释、评注、后记、日本陶瓷情况译文以及中国陶瓷产区图和中国陶瓷制作工艺图等，大大拓展了《景德镇陶录》原本文字的内容，为海外读者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减少了海外读者对译本内容的误读，弥补了异域文化可能带来的理解偏差。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丰富的“副文本”可使海外陶瓷制作者直接根据文本内容进行实践试验，以验证其记载的正误，达到他们提高陶瓷产品质量的目的。如该译本中对中国釉上彩瓷烧造时所用“明炉”“暗炉”的翻译文本，就使海外读者了解到中国绚丽多姿的釉上彩瓷的烧造工艺及其方法，这为海外彩瓷的烧制提供了直接的参照和启示。中国陶瓷古籍的外译本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深度翻译”的方式进行的，其目的性和实用性显而易见。

　　作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瓷器，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还是中国形象的符号代表。英文“CHINA”一词，小写指瓷器，大写指中国，就是最好的例证。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陶瓷古籍是海外人们学习、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陶瓷工艺和陶瓷文化的最好门径。中国陶瓷古籍的不断外译以及在海外的广泛传播，不仅大大拓展了中国陶瓷古籍的对外传播范围，让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阅览到中国陶瓷古籍，并以此来了解中国陶瓷制作，认识中国陶瓷文化，进一步提高了中国陶瓷的国际地位和对外影响力，这无疑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国人的文化自觉，坚定国人的文化自信。同时还有效地促进了中外陶瓷技艺与文化艺术的广泛交流，推动了世界陶瓷业的生产发展，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世界文明的互鉴作出了突出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19世纪以来中国陶瓷典籍的海外传播及其对世界陶瓷业的影响研究”（18BG14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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