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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警戒线》杂志社

国内刊号:CN 22-1415/D

国际刊号:ISSN 2095-9893

出版地:吉林省长春市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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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

在抗击疫情“大考”中推动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


发布时间:2020/02/27 阅读数:47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抓紧补短板、找漏洞、强弱项,切实做好各项防控工作。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更是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出了一道思考题:我们应当吸取哪些教训,补齐哪些短板?如何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疫情是一面镜子,是一次大考,“照”出了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很多方面的短板、“考”出了治理能力的不足,也使我们明确了提升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着力点。

  严控公共卫生防疫源头。自2003年爆发SARS疫情之后,我国相继遭遇H7N9禽流感、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病毒的人兽共患疫情侵蚀,最近又在个别地方发现H5N1禽流感卷土重来。专家研究发现,2019n-COV与SARS-COV都源于野生动物携带的毒性极强的冠状病毒,并在人群中人传人导致急性肺炎。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有1800万人死于传染病,75%新出现的人类传染病是人兽共患传染病。我国每年人兽共患病的报告病死数占法定报告病死数的28.7%。人兽共患病的流行与失控,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大的风险源。但是,我们对此缺乏基本的风险意识,对曾经发生的人兽共患疫病灾难缺乏痛定思痛的教训总结。大量为满足“野味”食用习惯的活禽兽交易市场迟迟关而不闭,农贸市场中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更是屡禁不止。包括野生动物在内的活禽兽交易市场活动大大提高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汇集以及病毒基因重组(变异)的概率,市场交易者形成的自组织社会网络更是成为快速扩散病毒疫病的工具,并成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罪魁祸首。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至全国,充分暴露出我们对源于野生动物的病毒传播的源头防控意识淡薄、防控措施失控。必须加强对农贸市场、各类商场的彻底排查整治,通过立法永久性关闭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切实从源头上控制住重大公共卫生风险。

  夯实容灾体系的基础。根据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大规模传染病是四类突发事件之一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最主要的防控对象。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主战场武汉市,人口超千万的特大城市,缺乏基本规模的集中收治传染病重症患者的医院,及时发现、检测、确诊病毒并向社会公开病毒信息和防疫知识的能力不足。“封城”前后,大量人员从武汉流向全国各地,并在全国各地形成疫情蔓延之势后,全国许多城市也没有基本规模的集中收治传染病重症患者的医院。各地普遍暴露出预防传染病的口罩、护目镜、防护服、一次性手套、消毒酒精等防疫关键物资生产能力滞后、布局失衡、物质储备严重不足。在几乎所有的城市中,还没有建立起最基本的《应急救援站建设规范》等标准和临时性应急救援机构,大量应急物质的接收、分配、物流运输缺乏承载组织体系。

  强化公共卫生事件法治保障。做好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也事关我国对外开放。然而,在疫情监测、确定、报告、公开、诊治全过程,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保障有力、系统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特别是面对新冠肺炎这种烈性病毒传染过程中,如何把握公民权利克减的时机和“度”,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常规的容错与学习机制,没有建立起与常态化管理相区别的舆情应对与正确舆论引导机制。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赋予各级政府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力,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地方政府在做出防控疫病输出的重大决策时,仍然迟疑犹豫,这其中既有责任担当的问题,也有法律法规粗放的问题。“封城”之后出现的一系列配套措施不完备问题,也是由于没有完备的法律法规保障,致使缺少行政许可支撑。

  补齐农村公共卫生防疫短板。农村是大数据和重大传染病网格化医学观察的薄弱环节,农村又是集中开展新冠肺炎卫生学处置最困难的地区。做好农村的防疫工作,对于保住已有防疫成果,从根本上打赢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的艰苦战役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总体来看,农村的医疗卫生资源还远远落后于城镇。2018年底,城市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为87张,农村仅为46张。城市每万人拥有执业医师40人、注册护士51人,农村分别为18人和18人。我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学观察手段更为落后,防疫物质储备更为匮乏,开展“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工作更加困难。应以疫情防治为切入点,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结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把补齐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短板、增强农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作为进一步推进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必须做好的一件大事。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突发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演化机理及应急公共政策研究”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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