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智库专家疫情防控研究及建议

　　境外智库机构历来重视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并有许多相关成果。此次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更引发境外智库学者广泛关注。特梳理出境外智库近年来的若干观点，以期对我们正在进行的防疫抗疫起到一定借鉴和启发作用。

　　疫情危机考验政府应对能力

　　疫情危机的突发性考验政府应急能力。疫情危机的突然爆发，往往会凸显医疗科研、行政治理、信息沟通、法律法规等的急剧欠缺与不足，需要迅捷高效的政治应急予以弥补。2020年1月31日，瑞士日内瓦国际与发展研究所所长伊洛娜·基克布希在全球著名的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题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应对》的论文，认为，疫情引发的危机通常涉及新型病毒的快速传播，传统的科研体制和医疗团队无法对其进行及时的回应等，亟须政府快速动员相关的科学专家与社会资源，领导卫生、工商、民政、教育、军事等部门协同工作，迅速对疫情进行追踪研判，对人员流动、公共场所管理、应急物资调度等问题作出快速反应。疫情爆发所带来的信息紊乱和社会恐慌，还容易造成多种次生问题和灾害，这也要求核心政治团队迅速调整信息沟通模式，保证权威信息及时得到发布，零散谣言得到遏制。作者充分肯定了中国政府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做出的快速应急反应，呼吁世界各国从中学习和总结相关经验教训。

　　疫情危机的外溢性考验政府疏导能力。美国乔治敦大学国家和全球卫生法研究所研究员劳伦斯·奥古斯汀等于2020年1月31日在国际知名医学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卫生治理面临的挑战》一文，详细分析了中国此次爆发的新冠肺炎危机，指出疫情造成的危害往往并不局限于医疗卫生方面。因为随着疫情的扩散与胶着，会衍生出多方面的社会问题，这对政府社会疏导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第一，疫情爆发后，社会不免出现恐慌和失序，往往会有个别不法商家哄抬物价或者犯罪分子巧取豪夺，需要社会治安部门及时介入。第二，疫情扩散使社会经济运行秩序受到损害，相关供水、供电、社区服务、公共交通等供给的中断，特别容易给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的生活造成困难，加剧社会矛盾，需要民政部门及时疏导。第三，疫情持续恶化及相关舆论渲染和放大，容易对部分民众造成心理负担，造成个人情绪波动以及社区关系紧张等现象，需要相关的基层干部和社会工作者协调应对。

　　平衡疫情控制与社会经济发展

　　政府需要在控制疫情蔓延与保证经济正常运转之间取得平衡。德国联邦动物健康研究所、流行病学研究所研究员格雷夫斯瓦尔德·恩塞尔·里姆斯等几位德国学者于2020年2月在《兽医学前沿》刊发的论文《德国蓝舌流行病的经济影响》显示，在调查德国2006—2009年蓝舌病病毒（BTV-8）对德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时发现，对疫情蔓延采取的紧急应对措施有时比疫情本身造成的损失具有更大的经济影响。在人口众多的大国，应急性的政治命令和行政法规可能与原有的经济行为产生摩擦，此时，经济调控部门的密切配合，对于缓解矛盾尤为关键。第一，在疫情防控高度紧张时期，经济调控部门在确保基本物资供应的前提下，须设法控制工商业生产所隐含的使疫情扩大的风险，在必要时应采取临时限制生产和限制务工的措施。针对部分地方和个别部门对疫情麻痹大意、顶风作业甚至利用疫情哄抬物价恶性竞争的行为，政府部门应设法予以劝阻和惩戒。第二，当疫情防控进入胶着时期，政府部门应与核心政治和技术团队充分沟通，以决定放宽经济运行活跃程度。在危机尚未解除的时候，鼓励企业和工厂灵活调整生产并改进工艺，在等待疫情拐点到来的同时积蓄产能。第三，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其调控职能，灵活动员企业和工厂错峰复工并充分合作。第四，一旦疫情态势出现好转，应急体系的压力得到缓解，相关经济部门应与应急管理机构进行有效衔接，确保应急措施有序恢复为常规措施，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开展疫后经济建设工作。

　　汲取重大疫情防控的经验教训

　　研究借鉴以往人类与重大疫情等公共危机做斗争的经验教训不可或缺。首先，建构合理疫情应急响应与经济举措机制。2018年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际发展部的爱德华多·J.戈麦斯和另外两名巴西学者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的《如何解释巴西对寨卡病毒迟滞响应？——探索制度、经济和卫生系统的背景》显示，在应对防控寨卡病毒过程中，部分南美国家处理疫情应急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时，出现经济举措失误，加重了疫情应急体系的负担，更拖累了疫后经济恢复与建设的进度。如在寨卡病毒肆虐期间，巴西政府同时面临举办里约奥运会和通过大型工程提振国内经济的任务。当时，为了片面保证里约奥运会的准备工作不受干扰，巴西政府在制定与执行应急措施、通报与警示疫情等方面均有所不足，造成应对寨卡疫情滞后。由于疫情防控成效不佳、病毒蔓延，不仅影响了巴西国内民众的信心，更引发国际社会批评甚至抵制，给里约奥运会的筹备和工程项目的后续推进等带来更大的困难。其次，注意强化社会疏导能力及效果。大型公共卫生危机突发时，政府应急措施和临时政令在民间、社区层面引起的效应是多方面的，如果相关的社会疏导缺位，可能会造成多种局部社会问题的堆积。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公共卫生研究生院公共卫生科学系的科研团队于2017年在《美国感染控制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成果指出，亚洲、非洲国家在近年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社区工作的缺失影响应急体系的总体绩效。例如中东呼吸综合征爆发时，由于韩国部分社区基层工作者和社会工作团体未能及时疏导社区内民众的疑惑和心理负担，社会上出现了对疫情的过度反应。尤其是对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危机应对能力相对缺乏的妇女和幼儿群体而言，此类情况显得尤为严重。类似地，在西非地区，埃博拉等疫情的冲击，使民众措手不及，滋生出对公共政策不信任或抵制。当时相关的社区介入、社会疏导工作没有及时开展，此类迹象最终恶化为局部骚乱，削弱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总体布局和具体效果。

　　发挥社会科学对解决公共危机的积极作用

　　深化公共危机综合研究。疫情传播、防控及相关应对策略研究是非常复杂的跨学科研究领域，除了医学、科学、生物学以外，还需要充分调动社会科学参与进来。英国的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圣地亚哥·利波尔于2020年1月30日撰写的题为《社会科学在新冠病毒疫情反应中处于何位》一文中，强调了社会科学在传染病应急反应中的价值并呼吁学者们进行相关研究。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梅丽莎·帕克和弗雷德·马蒂诺等几位学者于2016年从人类学的视角回顾了埃博拉病毒的防控经验，建议公共卫生机构重新定义“社区”这个概念，将其纳入疫情应急体系中，发挥其建立居民信任感和加强疫情防控的主要作用。社会科学在重大疫情防控中起着软性调和作用。首先，社会科学关注的是疫情危机中人的精神及心理因素，通过各种社会学方法，在危机应对中充分培育人文关怀，疏解个体心理压力，激发个体活力，助力疫情防控。其次，社会科学的应用能够充分调动起社会各种非政府组织群体力量，对疫情防控进行查漏补缺。再次，社会科学关注伦理道德因素，重视社会群体反应，能够在政治决策上为政府提供更宽广的视角和更长远的规划。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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