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世界”的内在文化机制

　　历代中国文人都有知音境界的渴望和实践。他们在“诗世界”中借助文本世界的敞开实现与千载灵魂的相见，生活世界在另一心灵的诗意空间中展开，并与之融为一体。现实苦难与悲愤也会重新被文本笼罩，从而呈现为新的世界。人生进程便在这种多层交织构建的“诗世界”中向前涌动。

　　在中国的文化术语中，有这样一类词汇，在传承的过程中，它们的内在文化机制并未被充分地认识到，有些甚至被遮蔽了本来面目，仅仅显现出表层意义。“诗世界”即属于这一类术语。如果能够回到原有语境，并尝试在超越时空的精神体验中敞开其话语蕴藉的内在机制，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对自身文化的深层理解，更有利于人类文化遗产的精神共享。

　　指向多元和声的诗美境界

　　清人胡思敬《九朝新语》载：“随园以友朋投赠之作，遍贴一室，颜其居曰‘诗世界’。”（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此“诗世界”乃袁枚专设的文人雅集之场所，其特别之处在于将诗中佳句书写张贴或移转楹柱以便集体观瞻、品评、吟咏。之所以冠名“世界”二字，大抵是为彰显“诗可以群”的名士传统。之后袁枚又辑《续同人集》，其序文所述“诗世界”所立初衷正是“海内才人同声相应”，因此“世界”之名便包含了交游知己的意思。世人来来往往，以诗寄存人情，此为“诗世界”的深意所在。

　　袁枚以“诗世界”名其存诗之室，与其一贯的诗学主张颇为一致。综观其《随园诗话》，袁枚所谓“诗”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格调之言，而是人人皆可有所为的性情之言、生活之语。丈夫名士可为之，女子布衣亦可为之，且后者未必不出高妙。正所谓“诗境最宽，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穷老尽气，而不能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此诗之所以为大也。作诗者必知此二义，而后能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其中所言“诗境”之“宽”“大”，颇有于诗面前众生平等的意思，可见所谓“诗世界”便应是此种“宽大之境”。其中作诗之人当无论身家出处，皆为大千世界之匆匆过客，而投赠诗篇于“诗世界”便是寄存性情之举了。袁枚一贯提倡“性情”，“诗世界”便应是以此入门而“群居相切磋”的真性自在之地。正因为“诗境在宽大”“诗骨在性情”，所以袁枚力主“作诗不可域一先生言”，而应“兼综条贯，相题行事”“才力笔性，各有所宜”。故而可想，其立“诗世界”便有立一片“和而不流”之天地的意思，即于“诗世界”中人人既可容同体之善，亦可纳异量之美。如此理解，“诗世界”便不仅是一处屋室之名了，而更是一种多元和声之诗美境界的标举了。

　　诗家使用“世界”一词历来禅意浓重，且“诗世界”这样的用法也并不多见，除上述袁枚的这段佳话，最为后人熟知的恐怕只有宋人王禹偁对杜甫的那句经典评语：“子美集开诗世界。”很显然，袁枚的“诗世界”与王禹偁的“诗世界”语义颇为不同，前者可以说是具有现实时空指向和人事意味的生活世界，而后者则是指称杜甫诗作所敞开的特殊的文本世界。

　　领会特定文本的人生体验

　　“子美集开诗世界”一句出自王禹偁《日长简仲咸》，其诗曰：“日长何计到黄昏，郡僻官闲昼掩门。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风飘北院花千片，月上东楼酒一罇。不是同年来主郡，此心牢落共谁论。”从全诗来看，“诗世界”作为文本世界的意义更为明确。诗人官闲，闭门读书，风花满园，对月独酌，沉思往事，心怀故友，此诗的意境孤寂落寞，然而三四句特意点明所读何书，便在封闭的空间与打开的世界之间、在避开的人事与明见的道心之间，形成了一种时空张力，最后又凭追思知己把这种张力收束于心中。这首诗看似平淡，实则心思起伏开阖，颇能感人。更值得思考的是，诗人对所读之书的领悟。他把“子美集”与“伯阳书”相对，“诗世界”与“道根源”相对，颇有深意。伯阳乃老子之字，伯阳书当是专指老子或道家之书，将杜诗与道经对举，一可见出杜诗于王禹偁心中地位，二可见出其领会杜诗意蕴之趣味。

　　王禹偁虽以推举白居易鸣世，实则一生崇杜，其习诗品诗更多以杜甫诗境为理想，甚至颇有敬畏之心。在王禹偁心中，学白乐天易、学杜子美难，他曾标举“杜甫且为诗宰相”（叶廷珪《海录碎事》），可见其崇杜之心。但必须点明，“子美集开新世界”，并不是对杜甫诗学成就的精辟评赞，当是诗人对自己的一种阅读心态的表达，即杜甫的诗给他的谪居生活带来的全新体验，就如同阅读老庄一样使人领悟到更为旷达洒脱的人生境界。这个意思我们在“从今莫厌闲官职，主管风骚胜要津”的放言中也能看到。王禹偁性情刚烈耿直，一生仕途坎坷，几度谪居落寞，故每每畅神诗书、寄情知己，以慰人生。所以他于子美诗中格外能得共鸣，或独自沉浸，或与友畅谈，这其实正是自己生命新境界的打开，甚至可以这样说，杜诗为其现实生活打开了一个可以超越现实的文本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既可以凭借杜甫的人生经历和诗意境界来抚慰自己的伤痛，同时也可以在与志同道合的知己共读中获得情感的寄托与精神的超越。因此，对于王禹偁来说，“子美集”所打开的“诗世界”也当包含着因为这个文本而聚合起来的知己间的诗意关系。

　　文本世界的彻底敞开，也需要生活世界中诗意关系的确立与维持。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推想，“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两句，是对冯仲咸的一种情感暗示，即曾经彼此切磋共读此书，而如今却是独自闭门持卷不眠，诗境何其动人。然而，无论是知己关系的建构还是人生境界的领悟，“诗世界”都是由一个特殊文本所引领，在王禹偁这里就是杜子美的诗，对杜甫的崇拜和对杜诗的臣服是这个所谓“诗世界”的核心。在《日长简仲咸》的语境中，“诗世界”更为合理的解读当是诗人在特定文本的相遇中获得敞开的特殊人生体验，而并不直接指向杜子美开创性的诗学成就。

　　透露中国文化的诗意形式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无论袁枚还是王禹偁，他们都在“诗世界”中寄予了一种强烈的交往需求，都有着在某一个特定的生活空间或者文本空间里寄存、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诗意关系”的强烈愿望。在这个意义上说，“诗世界”不是“诗的世界”，而是“诗人的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诗世界”是“以诗为媒的人间世”。这个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诗意关系是某种诗性文本关系的延展和交织，其理想形态就是所谓的“知己/知音”，以及由此关系而抵达的人生境界，这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深刻的诗意形式。

　　“知音”境界不同于一般的友情关系，它是必须基于一种诗性文本之上的跨时空性契合关系。同时，“诗世界”也不是单一层面的生活世界（人世）或者文本世界（诗境），而是在知己/知音关系中全面展开的诗意生命体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知己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生命经验。知己体验直接关系到生命存在的最高价值和意义，因此历史上这样的人间佳话也会在文本世界里不断生成诗意的想象，而诗人之间亦常常把彼此深度交往之后的情感与精神相互寄托称为“知己”。生命体验意义的深度交往，而自古以来的文人交往传统也使这样的契合体验最容易在吟诗品诗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里自然而然地发生和抵达。应该说，“诗可以群，可以怨”的诗教观念正是形成知己诗意关系和生命体验的根源，也是“诗世界”得以可能的内在文化基因。

　　更进一步，知己体验的最高境界即“知音”境界，此时显现的“诗世界”是可以超越时空而直抵心灵的。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的浑然交融，以及知己之间的共同沉浸都将使生命急速抵达这一理想之巅。历代中国文人都有知音境界的渴望和实践。他们在“诗世界”中借助文本世界的敞开而实现与千载灵魂的相见，生活世界在另一心灵的诗意空间中展开，并融为一体。现实苦难与悲愤也会重新被文本笼罩，从而呈现为新的世界。人生进程便在这种多层交织构建的“诗世界”中向前涌动。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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