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如何构建美好生活的理想

　　现代哲学如何提出并构建美好生活的理想？马克思的名言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迅速变化的生活世界中，再不能从容地直观和凝练永恒的真理、正义和至善，而只能在变幻不定的现代性中，在拒斥、反思和批判中去发现美好生活的可能性。

　　哲学作为最普遍、最抽象的人类思想既是最重要的公共学术价值，也是人类美好生活的理想表达。问题是，抽象的哲学思想如何才能实质性地参与和推进丰富具体的美好生活的演进？这不仅是一般意义的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而且是对当代哲学的理论性质和理论能力的根本考量，甚至关系到哲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问题。

　　哲学的生活世界之根

　　和任何观念形态的东西一样，哲学只能源自现实生活。伽达默尔曾评论道，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共同推动了20世纪哲学的决定性转折，即转向生活世界。在晚年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的意向性构造是一切认识和价值的奠基，海德格尔则强调归属于存在的“思想的移居”。转向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不仅是哲学终极确定性寻求的居所的改变，也是哲学观的根本变革。从生活世界的观点看，哲学从来就是某种生活理想的表达，或者说是对某种理想生活方式的论证和辩护。苏格拉底宣称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的生活是最高幸福的生活，古希腊哲学表达的是一种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

　　最初的哲学都是直面生活本身的，但哲学理论一经形成和传播，就具有了系统的文本形态。后学者直接面对的是文字和语言的文本，而文字可能成为“毒药”，遮蔽了鲜活的生活本身，失去了哲学作为生活理想的宗旨。海德格尔力求通过一种词源学追寻，找回被概念术语遗忘的希腊存在经验。我也曾设想，中国的儒学研究也需要找回没有被纲常化、名教化的原始儒学思想，找回和感受原始儒学的生活世界。哲学与生活的复杂悖论关系是，哲学对生活的意义在于它以抽象的理论形式介入生活理想的构造和辩护，从而产生对生活的规范和导引作用；但抽象理论的建构和推演又必然不同程度地遗忘原初的生活世界。所以，哲学既要不断地编织和建构理论体系，也需要不断地摧毁和解构，重新找回它的生活世界之根。

　　把握现实生活的高阶辩证法

　　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首先在西方而后波及全球的世界历史变化，是千年未有之剧变。随着生活世界的改变，哲学表达生活理想的形式也发生了改变，哲学自身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在古代朴素的世界中，哲学家可以从容地直观自己的生活世界，凝练出美好的生活理想。希腊哲学基于人的理性能力的自觉，以普遍的理性精神追求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中国儒家基于人的道德能力的自觉，以普遍的德性精神提出“止于至善”的道德生活理想。这些古老的生活理想垂范千载，亘古如新。然而，工业革命以来的生活世界才是日新又新、新新不已的世界，此后的哲学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真正进入文明历史演变的“本质的一度”，否则即失去生活的意义。

　　现代哲学如何提出并构建美好生活的理想？马克思的名言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迅速变化的生活世界中，再不能从容地直观和凝练永恒的真理、正义和至善，而只能在变幻不定的现代性中，在拒斥、反思和批判中去发现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在最广义的批判理论的传统中去看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近些年的政治哲学等，我们可以获得某些关于今天美好生活的基本规定。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价值不在于其正义原则的有效性，而在于它凸显了社会基本制度正义性这个首要价值。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性是美好生活的基本前提，这与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看法是接近的，尽管二者对正义制度的规定是不同的。霍耐特在《为承认而斗争》中突出了“承认”的价值，当存在着体制性、制度性和系统性的歧视时，不可能有美好生活，承认的政治强调了平等的新内涵。当代欧洲左翼的生命政治理论揭示了现代西方控制社会对生命的剥夺和控制，“赤裸的生命”是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幻象的无情讽刺。在微观政治的场域中，反抗和解放何以可能？这是美好生活的新的时代课题。我甚至认为，海德格尔对技术装置的揭示和批判也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一个技术统治的时代，我们如何从几千年传统文明的遗产中传承一种人归属于存在、扎根于存在的本体之思，本体安全的存在感是现代人美好生活的基本维度。

　　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精神哲学以来，哲学思维才真正具有了历史性的向度，具有了把握现实生活世界的历史的辩证法。按照黑格尔的看法，现实的社会生活是最复杂、最高级的存在，因为它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统一，是存在和合理性的统一。哲学作为表达时代的生活理想，不能是孤寂的个人遐想，而必须沉入到社会生活的节奏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的必然性，哲学从此具有了历史科学的意义。作为历史哲学的科学一方面区别于单纯记录、描述的历史科学，它以最抽象的概念形式把握历史的逻辑，因而保持着批判、思辨的思想维度，为美好生活提供理想的规范；另一方面也许更为重要，那就是它使哲学的生活理想获得了现实性、时代性和文明性的具体内涵。辩证法成为表达文明发展的内涵逻辑，或者说是一种高阶辩证法。

　　用始于黑格尔、发展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去把握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阶辩证法，是哲学工作者面临的艰巨任务。仅用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宏大概念也可以为我们把握现实社会生活提供思想的指引。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其中既有当代中国主观精神的历史巨变，也有制度文明作为客观精神的巨大成果。从主观精神的变化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最强大的中国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特别是几亿农民进入城市转型成为市民，是千年未有之巨变，是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根本变化。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几亿农民向上的社会流动汇聚成强大的社会生产力，这一历史巨变的过程难免有焦虑感、安全感、认同感等困惑，但从根本上说，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主观精神力量。从客观精神的方面说，在我国城市化、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中，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优越性，稳定、有序地推进农民转型中的相关制度如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劳动保障制度等的改革，创造了现代化史上的社会奇迹。黑格尔把法律、制度、习俗等看作稳定、持久、巩固的实体性的东西，看作主观精神对象化的客观精神。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也是制度优势、制度创造和制度文明的奇迹，它充分保障了主观精神创造力的客观实现，保障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逐步实现。

　　生活的理想和反思的限度

　　无论是从反思批判的维度构建美好生活的理想，还是从现实和历史必然性的维度揭示和发现美好生活的理想，哲学都是以理论的形式介入和助推美好生活的实现。但是，整个西方20世纪哲学的总体倾向却是拒斥形而上学，不断宣告哲学的终结、理论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乃至艺术的终结，这意味着形而上学或哲学恰是美好生活的障碍和威胁。不少哲学家把纳粹主义和二战灾难的根源归于同一性哲学，宣称同一性哲学是死亡哲学，批判形而上学的恐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叙事和总体战略等。这种对哲学和理论体系的恐惧有些夸大其词，也有因噎废食之嫌，但它的积极意义在于揭示了哲学和任何理论体系的实践性界限。具体到哲学的理想和现实生活的关系看，“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绿”的古老格言是正确的。现实的社会生活是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的，每个人都以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生活方式的偏好创造自己的生活，从而使现实生活在自然的演化中呈现无限丰富的色彩和价值，某些如罗蒂所说的“偶然的机缘”都可能带来文化基因的改变，从而出现新的文化形态。哲学对生活理想的反思，首先应是对生活的观察和发现，然后才能有理论的建构和推演。任何哲学家提出的生活理想都难免有个人偏好和思想视野的局限，它最好能成为介入生活的调节性规范而发挥作用，而不能作为普遍必然的绝对命令。哲学没有让人们必须如此生活的特权。

　　希腊哲学所表达的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应当是哲学家的职业生活理想，而不能成为所有人普遍的生活理想。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莫里斯说，无限的反思将使生活成为不可能。即使是哲学家的真实生活也不能无限反思，他也必须像普通人一样在日用常行中无反思地衣食住行，否则他就不能生存。对哲学生活理想的反思限度保持自觉，也是哲学正常发挥功能和作用的前提。自知无知，自知有限，哲学才能虚心向生活世界这本最丰富的教材学习，才能获得时代生活的文明内涵，从而形成表达时代精神的生活理想。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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