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价值与文化整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征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需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需要价值观的引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的思想观念更加多元，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更加激烈。当前，我国在文化领域呈现出“众声喧哗”“百家争鸣”的价值观图景，这一事实正在呼唤公共价值的塑造与出场。要想在文化多元化的现实基础上形成具有公共维度的价值观，则离不开文化整合。

　　当代中国文化整合的基础性框架

　　居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文化格局中，马克思主义是会通中西方文明的平台，是融合不同文化的中介，因而在文化整合中占据基础性地位。其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为当代中国的文化整合确立了原则高度。没有原则高度的文化整合只是各种异质性文化的简单拼凑，而非有机融合。马克思主义具有源于现代性而又高于现代性的鲜明特征，此即文化整合的原则高度。

　　就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明的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源于现代性而又高于现代性的内在原则，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吸纳并扬弃西方文明。虽然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性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但从未否认现代性的价值，更不主张倒退回前现代水平。从高于现代性的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始终致力于扬弃与超越西方现代性。

　　在西方现代性日渐暴露其弊端的情境下，当代西方文明也在反思现代性原则。由于西方文明的自我反思始终囿于形而上学批判，因而陷入到了一种怪圈，越是反思现代性原则，越是深陷现代性弊端。当尼采批判西方形而上学的超越性特征时，海德格尔却直言尼采是形而上学的最后完成，因为尼采的“权力意志”依旧是一种存在者，因而也是对存在本身的遗忘。当海德格尔将现代性危机归结为对存在的遗忘时，列奥·施特劳斯却指出，海德格尔所挽救的“存在”由于过度强调历史性的呈现，因而堕入了历史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深渊。

　　当代西方文明反思现代性的怪圈则表明，西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不能单纯局限于形而上学维度，同时也要着眼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而这正是马克思批判现代性的基本路径。马克思对西方形而上学展开了前提性批判，从而消解了西方现代性的永恒自然外观，使西方现代性日益暴露出历史性与暂时性特征。

　　正是如此，原本处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东方社会，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布展中，成为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起点。尤其是中国，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也面临着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性任务，因此中国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的同时，也激活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展开，使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性超越的方案获得了实体性内容，不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构想。

　　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同样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奠定了原则高度和坚实基础。从源于现代性的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赋予古老的中华文明以现代文明的原则高度，完成了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使中华文明提升到，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现代层面，向以“人的真正独立性”层面的转变中。但若仅止步于此，那么获得现代形式的中华文明充其量只是西方现代性的东方注脚或复数形式。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深度结合还应当在超越现代性的维度上深入展开。从高于现代性的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论形态，而中华文明则是非资本主义的独立文明体系。二者在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意义上具有深度融合的理论空间，因而也能开创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型文明。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源于现代性而又高于现代性的内在原则，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古今中西”的文化格局中，居于文化整合的基础性地位。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汇通中西文明的重要平台与桥梁。

　　塑造公共价值的基本途径

　　在推动公共价值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构成文化整合的基础性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形塑当代中国公共价值的唯一来源。这是由公共性与同一性的原则区别所决定的。公共价值的公共性是以价值公共性为前提，如果否认了价值公共性的前提条件，那么公共性就会沦为抽象的同一性，价值的公共性也就无从谈起。当代中国的文化整合是在文化的多元性与价值的公共性互动中寻求统一。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推动公共价值的文化对话不能停留在形式上的对话与包容，而应当进入内容上的互动与融合。在此方面，西方社会在文化整合上的相关教训发人深省。当前，欧美的多元文化主义片面强调文化身份的独特性，并且在抽象的形式上将文化身份转化为文化权利，陷入“多元有余，融合不足”的文化困境中。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内战”以来，所谓“美利坚文化”不再是多元文化的“大熔炉”，而是各种族群和各种文化的“沙拉碗”。由于欧美国家仅在形式上确立了多元文化身份的平等地位，而未能在实质上促进多元文化的互动交融，所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形式平等”反而固化了文化身份的相互隔阂，加剧了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从而使欧美陷入“身份政治”“文化战争”等社会价值的撕裂状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最终沦为文化相对主义，进而落入虚无主义的窠臼之中。从欧美国家文化整合的反面教训来看，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文化的多元性，而在于是否止步于文化的多元性。对文化整合而言，我国应在现有文化多元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并增强多元文化间的对话与互动。

　　多元文化的对话与互动不能停留在抽象形式，而要进入多元文化的实体性内容中去，换言之，文化对话必须深入到生活世界之中。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生活世界是文化观念的存在根基。这便意味着，文化整合所要面对的文化冲突，其实质是不同生活方式的冲突。随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展开，人们不难发现，所谓价值观冲突是不同生活方式相互碰撞的必然反映。

　　由此看来，形塑公共价值的文化整合不仅是价值观念在思维领域的话语对接，而且也是生活方式在实践领域的有机融合。当代中国人在生活世界中正在追求美好生活，而美好生活的实现过程必然伴随着不同生活方式的冲突与调适，也必然伴随着新型生活方式的合理建构。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塑造属于当代中国人自己的公共价值。这种意义上的公共价值才具有切己性，而非异己性；这种意义上的公共价值是落地为生活世界的日常实践，而非停留在抽象话语中的宏大叙事。所以，公共价值的合理建构与文化整合的深度展开，应当围绕美好生活，立足现实实践，面向生活世界。正如马克思所钟情的一条格言所说，“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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