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理性科学传播

　　社会化媒体传播时代是人人传播的时代，媒体对涉及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疫情的及时理性科学报道，经过网民根据自身意愿有选择性地二次传播后可有效缓解人民的恐慌情绪，提升积极应对疫情的信心并遏制疫情蔓延和减少疾病传染。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新闻1+1》采访，对新冠肺炎疫情问题进行了首次权威性回应与科普，有效的防控大幅降低了在春节期间爆发聚集性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中央对疫情及时应对的一系列举措，通过媒体的传播也产生了积极效果，对全国人民取得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后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应根据公共卫生事件或疫情特征与规律有针对性地进行理性、及时、准确的传播。

　　理性科学传播疫情防控的意义

　　美国学者李普曼认为，追求科学的方法不仅能使新闻业专业化，而且能使它更加自由，更富有英雄气息。因此，在重大突发疫情事件中进行科学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其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在完善公共卫生管理系统和规范重大突发疫情处理方法方面，科学传播是必备的条件。它通过宣传健康理念和传染病防控知识，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文明素质和面对传染病的自我保护能力，有助于媒体把控舆论方向，彰显社会责任。这次我国许多媒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理性科学传播，对疫情的全民防控起到了关键性的舆论引导作用。

　　二是高质量的理性科学报道有大幅降低疫情传播的可能性。华盛顿大学的路易斯·金（Louis Kim）等人研究发现，当媒体对某类疾病报道量增加10倍，此类疾病的感染数将减少33.5％。此外，浙江大学“大数据+网络舆情”研究团队通过分析网络中新冠病毒信息的地理分布与构建新冠肺炎扩散的SEIR模型等研究，初步得出网络舆情信息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疫情发展态势，同时有助于增进社会关注，强化公众防护，从而抑制疫情扩散。

　　优化方法 科学传播疫情信息和知识

　　基于对现有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与防治新闻的分析，在战“疫”关键期，有必要优化已有的传播方法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科学传播途径。

　　一是依法发布信息，强化建设性报道。法律是行事的标尺。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应依据属地原则采取预警措施，及时披露信息。政府部门主动出击，敢于发声是降噪、辟谣的前提条件。此外，有必要将丹麦学者海格拉普（Haagerup）提出的建设性新闻理念付诸疫情防控的传播实践。建设性新闻是一种新兴新闻形式，其核心观念为媒体报道以谋求社会福祉为目标，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疫情当前，民众需要泛科普的防疫知识的传播，比如一些自媒体提供的“坐电梯会有感染风险吗”“新冠病毒能在体外环境存留几天”等防疫科普指南就是一种具有建设性的传播。再如类似客观指出武汉返乡者被歧视、个人隐私遭泄露等问题，提出为武汉人集中解决安置问题方法的报道《比“武汉加油”更实际的，是善待武汉人》既具有建设性，也充满人文关怀的情怀和温度。

　　二是理性与感性并重，适当分散受众过度关注疫情负面信息的注意力。当全民隔离在家，沉浸于对每日疑似病例数字、确诊数字、死亡数字的过度关注，会影响受众的情绪，这时就需要有温度的人文关怀。例如，之前的鼠年春晚临时增加抗肺炎情境报告《爱是桥梁》，对全国人民来说可以形成群体共鸣，产生安抚效果。在充满温馨和凝聚力的氛围里，尤其给予较少接触网络信息的老年群体打个避免聚集的“预防针”，给身处外媒环境的海外华人华侨打上“强心剂”。再如，影视自媒体推荐观看《流感》《传染病》等符合当下受众接受心理需求的电影，使受众在观看时与医疗权威的呼吁产生共振。经过社交媒体中的人际传播，在新冠肺炎的防治中达到软性科普的积极效果。

　　三是综合运用新兴媒体传播方式，掌握舆论监督主动权，合理运用大数据进行科普性健康分析与辟谣，降低冗余信息出现概率。公开和及时的报道是科学传播的本质要求。记者深入疫情第一线是媒体做到“不失语、不失真、不虚报、不瞒报”的基础。然而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信息的创造者、分享者、监督者。从此前万人同看央视“慢直播”，“云监工”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建造中发生的“火神山医院项目工人冲突”事件可看出，在共景场域下的“慢直播”推动了网络监督的崛起，为在信息乱象中回应速达作出贡献。此外，借助智媒也是确保信息公开、辟谣的新途径。一方面可以利用大数据平台，通过短信、微信等多渠道实现官民沟通常态化。另一方面可以借助物联网，通过传播学模型抓取碎片化数据，精确预测，发布符合受众预期的信息，避免机械式转发套路稿件导致公信力下滑。

　　四是以宽容传播的理念对待各路信息，在多方互动监督中接力求证，营造弹性舆论空间，合力推动政府处理公共疫情危机问题。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公众理解科学》，该报告提出“理解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本性，都是理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受个体科学素养与认知水平所限造成的无恶意传播应给予适当的理解。如婴幼儿、孕产妇是否为易感人群，由于临床研究结果发生变化，报道内容变动不应视作不实发布或谣言。当然，记者写作时也应斟酌用词，留有余地。同样，在普遍缺乏传染病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对疫情事件的探讨难免会因影响力低、证据不足或信息滞后等原因，出现舆论错位与走偏的现象。若在人云亦云中，“带节奏”发文指责或抨击，不断向受众传播的仅仅是焦虑和反感，这不利于推动疫情的防治工作。

　　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等重要指示。非常时期，我们应按照党中央与习近平总书记的指挥部署，理性科学传播疫情信息，传播有助于抗击战胜疫情的正能量信息，积极传播在抗击疫情战斗中涌现的好故事，鼓舞斗志、凝聚力量，为最终全面战胜疫情作出新闻工作者的贡献。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辑整理：警戒线杂志社官方网站：www.qnyshzz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