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去稻田公园怎么走

　　南方北方，都有稻田公园，曾去过几处，每一次都是相似的欢喜感受。有的只在稻田边缘或是里面简单铺修几条栈道，并无太过复杂的设计。这种素面朝天的做法，却依然能够吸引众多游客。人们带着尘世的烦忧或者疲惫来到这里，要的无非就是能够有片刻返归母土，轻轻松松地做回一株稻子，再次成为一棵树一朵花的近邻。

　　身或心，也许是身和心，都与大自然别离太久了。

　　人出生后颇有几年，对大自然的美丽是无感无觉的——朗日流云、明月清风、茂林修竹、红花碧草、莺啼燕语，我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好在，随着我们长大，这一切会悄然改变。到底是哪一年哪一刻，我们突然与大自然“灵魂相认”的？整个过渡的细枝末节如谜一样，我们完全说不清楚。只能说，人生亦有四季，一旦到了时候，人与自然会同时向着对方张开双臂。

　　但今天的情况可能又有些不同。我发现，这个过渡，现在有的人已无力完成，更令人担心的是，有的人根本不想完成。我注意到，现在年轻的作家大都一头扎到故事里，在他们的笔下，很少找得到大自然的身影。更为突出的现象是，他们想象的能力远远优于回忆的能力，特别擅长天马行空。而在有限的回忆文字里，自然常是被忽略、轻视和删除的部分。

　　不止是年轻一代。也有一些年龄稍长者，他们与自然的接触，也都隔着一个手机屏幕。他们的感觉同他们的身体一样足不出户，习惯于面对“二手自然”——这是一种被过滤、被改写、完全虚假化了的自然，它有时与自然毫不相干。

　　我有个亲戚，人在江浙一带生活了十几个年头，前阵子决定回来定居。早年习字的时候，他最常写的就是王安石的《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这首诗写得真是霸悍。飞来峰，不过是一座海拔不到200米高的山。但这有什么关系呢？王安石当然可以这么写，他也有资格这么写。

　　我问这个乐于宅在家里的亲戚：“趁归期还有一段时间，你身在让北方人眼馋得不行的南方景区中心，何不再四处逛逛，名胜都去过吗？比如近在咫尺的飞来峰。从我这儿再回去那可是太贵啦。”他说：“还真没去过，也不想去，以后再说吧。想来，随时可以坐飞机来呀。”

　　小弟建勋有一首诗叫《那些草》：“在乡下，那些草，都是/我的亲人，弓下身，脚踝迎着/时光的刃，斩草/而不除根。在田野，风吹草低/草的空旷，摇响大地的空旷/一棵草在田垄的孤独，就是一个人/在人群的孤独/在医院，病床上的爷爷/慢慢褪尽了绿色/只剩下一副柔软的骨架/他说他看见了/一把锄头，从锈迹里/探出芒，正在切割他/剩余的疼。语言的磁性/从床中移到床头/父亲和我/像两棵草，无助的根须/用叶片里的水/紧紧握着。”

　　诗人没有写“那些庄稼”，而是写“那些草”，他暂时离开农业离开秋天离开实用主义，以生命对生命的尊重，一往情深地与草对望。草无疑有着更多的数量，如果它们与庄稼比肩站在一起，人们很容易做出取舍。就是这些被轻忽、被摒弃的草，在诗人看来同样也是一种奇迹，同样也可以同人类痛痒相关、彼此照耀。诗人如果没有与草的惺惺相惜，就不会有这首《那些草》。

　　如果中断了与大自然的血脉连接，我们就再也回不到丛林里。如果真有一日被社会放生，复返丛林，我们会有太多的不适应，会扎不下根须，在大自然里我们已无法长久生存。

　　我们痴迷于制造机器，先是奋力把机器发明出来，接下来就埋头钻研怎样才能对付得了它们当中的某个或某些成员。未来的我们，是作为智能机器的人，还是作为人的智能机器？也许有一天，真的会人机难辨。若机器真有了人的智慧，或者人只剩下机器的灵魂，都是非常可怕的。

　　这时，就唯有大自然能拯救我们。

　　目前，稻田公园还只是一块警示牌。

　　如果有一天，真到了到处都亟须专门安排一座稻田公园的时候，当我们伸出手，大自然也伸出手，却已压根儿触不到彼此的指尖，更不要说接下来的相握和拥抱，那种情景该是多么可怕。

　　今天，路上早已有了由来已久的困惑：请问，去稻田公园怎么走？

　　然后，一定还有一句追问：稻田公园，距离稻田到底能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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