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研究

图为《中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段丹洁）近日，传播学者、资深媒体人漆谦所著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成果《中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由学习出版社正式出版。该著作用实证研究方式，以外国青年为研究对象，测量从没有到过中国的外国青年在接触中国文化信息后的态度变化，从而挖掘“外国青年受众的态度形成”和“与中国信息的接触方式、媒介接触习惯、动机需求和行为倾向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之间的因果联系，提出了如何提高中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效果的路径的策略建议。

　　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忠波评价《中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是一部具有开阔的理论视野、研究方法科学，又富有现实意义，充满了人文情怀和文化观照的理论专著，其最大的价值是尝试对新时代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科学化的表达，并对国家形象设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路径探索。

图为《中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作者漆谦

　　围绕《中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创作历程以相关成果，记者采访了本书作者漆谦。

　　中国社会科学网：据我所知，这并不是您的第一部著作，相比较这本《中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我也很喜欢上一本《受众心理与国家安全电视宣传策略研究》。区别于之前的军事宣传研究领域，您是如何完成了这个领域研究的学术积累，并将研究领域延伸到国家形象研究的？

　　漆谦：作为职业媒体人，对研究的兴趣来自于我曾经采访过的院士，他们的人文关怀，他们对于国家的那份深情，他们科学而理性的探索精神以及他们面对苦难的豁达态度，深深感染了我。我开始结合实践撰写论文，试图从将现实中发现的问题，用理论解释清楚，并寻求的答案。

　　本书的孕育起源于10年前，我主持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受众心理与国家安全电视宣传策略研究》研究的延展计划，在这个项目中，我第一次用调查问卷实证研究的方法，从受众需求视角探讨在国家安全背景下，军事传播效果问题。为了完成这一研究，我阅读了施拉姆、莱尔、帕克等传播学的大量论述，研读了大量论文文献，尤其是霍夫兰关于态度的研究，二战期间，他承接美军的研究计划，研究劝服与态度，用调查问卷方式等实证研究测量方法，研究如何改变态度。其中一个很著名的实验是测量美军在观看完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影片后，态度是否发生变化。这一研究提出了劝服和态度改变的模型，即受众接触信息的顺序会影响态度，会影响劝服效果，信息源的可靠性会影响传播效果。另外一位是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他提出受众分析方法，“使用与满足理论”是我研究最主要的理论基础之一。除了传播学的理论，我还阅读了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的著述，在这些著述中，认知协调、群体间敌意消除等成为我主持的《中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有效传播的控制实验》研究中的理论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以公派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学习生活了一年，并在美国做了调查问卷，也亲身经历了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中的现实处境，这种经历对你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漆谦：到美国学习对我影响很大，促使我进行思考。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人类学教授阎云翔是我在美国的导师。在访学期间，我参加了阎云翔教授的博士生“经典社会学理论”课程。我一边聆听美国学生的讨论，一边阅读阎教授推荐给学生们读的涂尔干的《社会分工》、韦伯的《经济与社会》、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西方的社会学经典理论著作。通过倾听美国教授讲解，参与西方学生的讨论，使我了解西方对中国的认知的历史渊源，发现了美国认知中国的理论由来，并且这种对中国的认知通过教材、课堂、讨论、学生等传播渠道代代相传，形成了稳固的对中国的认知。同时，我也学会了西方的逻辑思维方法，从事物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因素方面去分析事物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因果关系。这种研究问题、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在我的研究中有所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网：这本《中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中，您研究了外国学生在中国面对中国文化的感受，那么，反过来，同样的切入点，您作为个体在西方文化面前是一个什么的感觉？

　　漆谦：我认为西方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务实，他们更看重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其次是逻辑性，他们会从不同的因素中找寻相互影响的因素，找寻内内在的逻辑联系。而体现这种能力的是西方人的演讲，非常具有感染力。再有就是他们讲故事的能力，他们擅长将深刻的思考融入到一个娱乐化、戏剧化的故事中，通过电影等等娱乐形式来表达和传播。东方文化亦有独特的魅力。中国正走在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需要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中国文化，达到互通共融。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倡导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提倡“仁、义、礼、智、信” 。“信仁者爱人”，“格物致知”“止于至善”，社会各阶层都努力把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作为根本，“正心诚意”努力达到至善境界，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事”。

　　作为学者，我希望寻找到中西文化交融的切入点，让拥有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人，可以在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结合点上进行沟通对话，消解误会。这种思想一直融入在我所做的研究中。

　　中国社会科学网：作为是一位学者型媒体人，或者说拥有媒体工作者和学者的双重身份更为确切，这也使得您的研究关切点不同于单纯的学者研究或者媒体工作者的体察。所以这本著作从中既可以看到实证精神，又可以看到思辨色彩，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学术训练的结果吗？或者说如何达成这种学术风格的。

　　漆谦：谈不上有意识的训练，是在实践中慢慢养成的。作为媒体人，我曾经做过主持人、记者、编导、制片人，体验了媒体人的多重角色。作为纪录片导演，我拍摄了《青春女兵》《西藏雪域鸟》等上百部集纪录片和很多访谈节目。纪录片的创作者要求细腻体会被采访对象的感情，将感情融入到创作中，艺术化呈现。理论研究需要探究事物的本质。这两种思维对我都有用。在研究时，我习惯从问题入手，提出若干个问题，然后去探究答案。

　　在本研究中，外国青年与中国青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并共同完成一项工作，是改变态度的有效方式。这是我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是我进行每项研究的切入方式。媒体工作者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将问题与逻辑性联系在一起，这也许是我的一种融合思维方式在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中国社会科学网：这本著作的一个显著特色是系统性和理论性，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很多国家形象研究的经验色彩。以实证研究入手，实际上是国家形象研究一个可喜的突破。对于国家形象研究，有着不同范式的研究方法，您如何评价这些不同研究方法的。

　　漆谦： 在本研究中，我们是将国家形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呈现出对国家形象的不同态度，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评价。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它承载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文化价值观是“一种文化中共同的概念，认为什么是对的，好的以及合适的，也包括什么是错的，不好的以及不合适的。这些价值观指出该文化中人民对待事物的标准，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以及道德上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事物。”当我们在判断一个事物时，会受到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今天，各国文化的相互影响正在发生。任何一种文化都带有自己独有的特征。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文化的烙印体现在中国人、中国国家形象中。对一个国家的印象形成过程就是对一个国家的文化认知和理解过程，这个过程是人的情感、思维、信仰与态度产生的过程。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以何种方式才能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产生积极的印象。

　　中国社会科学网：新媒体时代国家形象的命题变化很快，实证研究的切口如何解决国家形象研究的前瞻性问题。《中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中的一些结论是否适用于当下的情形？

　　漆谦： 不论如何变化，塑造积极国家形象的宗旨是不会变的，一个国家的人民所呈现的行为方式，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眼中，如何产生正面的积极评价是需要不断研究的。实证研究可以设定测量指标的变量，进行前瞻性研究，而总结出有规律的东西。根据测量指标，不同的视角也可以得出很多新的结论。因此，这项研究是可以深入持久进行下去的。说服与沟通是个永远的命题，说服与沟通的技巧和方式会影响说服的效果。

　　在跨文化中，文化行为塑造认知观念，文化差异性会形成不同的观念。总的来说文化影响认知。但是认知可以通过后天培养而至。因此，当我们判断一个事物时，不应该简单地贴上好和坏的标签，而应该从文化源头分析，产生此种行为的动机和行为背后的文化习惯，然后再去研究怎如何改变他，也许会取得好的效果。

　　中国一直是世界关注的对象。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是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专家参与到此领域的研究中，并正视挑战，拓展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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