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心灵的东方救赎

　　二战后，美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人们在享受丰富社会物质的同时，也饱尝工业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后果，其中最强烈的就是人们普遍遭遇的精神危机。而富裕的中产阶级则是受到精神重创最为严重的群体，因为更多的物质满足让他们产生了“顺从感”，而这种“顺从感”反过来也让他们承受来自社会的更多压抑与束缚，特别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的青年人则真正成为“迷惘的一代”。于是，这群敏感、多疑并想要获得救赎的年轻群体便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来揭露社会的虚伪和发泄内心的不满。出生于富裕中产阶级家庭的塞林格亦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和他笔下的人物都是这个异化社会的亲历者，但不同于青年群体或盲目、或激进、或堕落的解脱诉求和行径，塞林格在古老的东方禅宗中找到了完美的救赎之路。

　　在禅宗里寻找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异化社会并不是克尔凯郭尔理论中的虚幻假设，也不是卡夫卡作品中变形的荒诞书写，更不是海德格尔对人类“存在”意义的无端质疑，而是20世纪中叶西方世界的真实写照。在美国，异化现象已经充斥于社会的每个角落，由于金钱与地位已经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主要标准，所以人们陷入对物质的疯狂追求而沦为其奴隶，虽然精神上的丝丝空虚让他们依然怀有找回生存意义的念头，但这种精神上的诉求难以与强大的、无处不在的异化角力，于是人们只能在获得物质享受的片刻欢愉与体悟人生价值的终极自在之间被无尽的痛苦和焦虑裹挟。

　　塞林格在早期的作品中就曾借助笔下的人物反映青年人在“沉沦”的生活状态中的种种精神危机。无论是《年轻人》中因为坚持自己的标准而交不到“所谓”男友的艾德娜，还是《冲出麦迪逊的轻度反叛》中因为无法忤逆内心而去接受“高等白人”生活而喝醉的霍尔顿，或是在《维利奥尼兄弟》中将代表精神、物质的两兄弟直接对立，这些人物描写和情节设置都体现了塞林格对异化现象的敏锐把握和精准再现。但艾德娜的无奈、霍尔顿的买醉，甚至乔·维利奥尼因车祸不幸死亡等结局却无一例外地指向塞林格也没有找到救赎之路这一事实，直到他于1946年末接触中国的禅。英国历史学家阿尔诺德·汤因比曾说：“20世纪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也许是佛教到达西方。”一向对事物持有实用主义态度的美国人能够以极大的热情拥抱一种异域宗教，其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在佛禅里获得原有西式信仰中无法得到的精神慰藉。显然，面对异化世界对人性的肆意践踏以及对人类生存的极端否定，无论是塞林格还是对禅着迷的西方人，他们都在禅宗里重新看到了生命的积极价值与意义，看到了人类精神上与生俱来的神圣性。

　　崇尚直觉与体悟

　　理性与逻辑是两希文明留给西方人最伟大的思想准则，同时也是最牢固的精神枷锁。长久以来，人们按照理性与逻辑法则将所有事物一分为二（二元论）：在宗教上，他们坚信“上帝绝对超越人世”，在道德上，他们亦把“律法与罪人”“精神与肉体”截然区分，甚至人生也被分成了“知识的世界”与“感官的世界”。于是，理性与逻辑具有了无上尊贵的地位和功能，已然成为个人自体的核心。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世纪的唯理主义似乎愈来愈显露出它自身的局限，特别是在物理与数学这两大科学领域，“它们已经到了为理性本身制造矛盾的地步”。而正是在这个危机时刻，来自东方的禅宗凭借“直觉”与“体悟”唤起了西方人长期被理性遮蔽的人性。显然，若想真正体悟禅宗精髓和实现“自性自现”，挣脱理性与逻辑之网是前提。只有摆脱唯理主义，一个人才能在冥想中观照自己本来的心性，才能看清世间表象而把握宇宙永恒的真谛。

　　参禅后的塞林格对理性与逻辑的危害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他认为这不仅是西方人深陷痛苦而无法自拔的直接原因，更是阻碍人们认识自我、洞察宇宙真相的巨大屏障，他甚至以此要求对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在著名短篇小说《泰迪》中，塞林格借少年智者泰迪之口表达出他心中理想的教育：“我想我会先把所有的孩子聚集起来，教他们如何冥想。我会试着教他们如何发现他们是谁，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名字叫什么这一类的事……我想，在这之前，我还得先让他们把他们的父母以及所有别的人告诉过他们的一切都清空。”显然，塞林格深知理性与逻辑对人的一生产生的巨大消极影响，所以他希望人们在孩提时，能够先拥有禅的思维与意识，只有真切体悟到自身的“佛性”，方能坦然吃下包含理性与逻辑的“苹果”而不被其害。

　　被迫的自由与究极的自在

　　西方人历来对自由有着无尽的向往和追求，可是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得到对自由的主动把握。同样，在20世纪中叶，人们得到疯狂追逐物质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产生却是异化社会作用下的必然结果。显然，西方人貌似自由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被迫的自由”的体现。在禅宗看来，真正的自由不是物质表象和理性逻辑层面的自由，而是在精神领域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的纯然状态，自性与宇宙“真如”彼此相连，个体拥有了神的意识，体味到了一种纯然、美好的“究极自在”，这就是禅宗中的“悟”境和“空”境。

　　塞林格笔下的西摩就是感悟到这种究极自在的“顿悟”之人，他是“格拉斯家族”的大哥，更是圣徒的化身。西摩长着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进入他视线的一切事物便会自动褪去世俗的外衣而显露出本质，任何精妙的伪装在他面前也会顿时失去效力。他会向坐在车道中央的小女孩扔石头，因为这“看上去太美了”，他会以任何姿势玩“弹弹子”的游戏并几乎能次次打中，他也会在每个人的身上看到“胖女士”（上帝）的影子。显然，生活在世俗中的人们是不会发现小女孩之美、游戏获胜的奥秘以及上帝的显现，因为他们只能在“被迫的自由”中感受到片刻的满足，而无法体会到“悟境”中的“究极自在”，这种“自在”不受欲望驱使，不被环境左右，不由他人控制，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圣地，是人性的真正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对禅宗在美国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的“垮掉的一代”亦强调禅的“悟境”。“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凯鲁亚克十分推崇“自由写作”，他认为，这种不经过思考而让思想直接跃于纸上的方式，正契合了禅宗的“不住”，更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可是这种看似洒脱的创作方式并非是人在“空态”中的真情流露，也没有真正地进入“悟境”中，他只是借助外物感受了一次“被迫的自由”。显然，在塞林格看来，“究极自在”是参禅的终极目标，它的获得既不能遵循理性与逻辑的规则，也不能通过幻觉与想象来把握，因为它是一种纯然的心境，一种能和宇宙“真如”相连的精神家园。

　　20世纪中叶的西方是一个“异化”的世界，人们失去了对自我的控制而沦为物质的奴隶，被时代车轮推进的人们只能在追逐物欲的过程中获得些许肤浅的慰藉，可内心深处的空虚却不断促使人们探究自身存在的意义。终于，一份来自东方的古老“药方”——禅宗，不仅为诸多反理性思潮提供了理论支持，更为处于迷茫中的人们指明了方向，尽管在对它的接受中存在着些许误读，但这份东方的精神宝藏依然会照亮人类前进的道路。

　　（本文系2018年度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项目“犹太作家塞林格与卡夫卡的精神危机研究”（1353MSYYB05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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