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的创新与启示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关键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充满延安特色的国家传播图景想象与建设，打造了堪称“延安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延安特色新闻学，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充满历史智慧，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是人类反法西斯文化历史上一个真实的焦点，充满了积极对话的历史创造性。

　　创新愿景与身份

　　愿景既是未来的某种共同愿望和图景，又是作为文化样态的新闻传播的区隔力量。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选取“辩证唯物主义”“老老实实主义”“实事求是主义”“科学的主义”的历史姿态与身份。在这项强调“把尊重事实和革命立场结合起来”的事业中，就像萧三说的那样，“我们的文艺工作同志不是以好奇心或资产阶级新闻记者和作者的心理与态度，去‘剥削’他们，从他们身上‘挖材料’来‘搞创作’，来卖新闻以取得名与利”。事实上，“人民至上”的原则，“完全的党报”的图景，“齿轮和螺丝钉”的角色担当，以及相应的伦理道德、集体主义美学等，就是延安时期新闻文化的历史性创新与担当。

　　创新制度与安排

　　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制度的创新十分丰富。除了顶层设计及其社会安排外，“群众路线”“全党办报”是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剧场中最重要的检验工具、运行制度。通常情形下，“群众路线”“全党办报”往往被解释为发动群众、全面参与、开门办传播。本文以为，这种延安时期的新闻传播文化制度创新的不断深化，除了动员与开放之外，更带来了社会学中讲到的“机构忠诚度”“非正式信任”“机构知识”。

　　重点工作的适度嵌入是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制度创新灵活性的表现，《边区群众报》的创办堪称典范。这份报纸拥有重大的战略媒介资源意义，它让新的“人民共和国”就如何平衡工农兵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了一个巧妙的实验装置，让“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结合起来的路线”得到了制度性的安排与实践。

　　“分形传播”是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最特别的制度创新之一，不论是根据地之间，抑或是媒介与媒介、传播者与传播者、传播形态与传播形态之间，都仿佛《解放日报》与《解放日报·临时刊》那样，既是有关某件事情的简单信息体，又是完整图景所不可缺失的一环。

　　话语创新与开放

　　为了重建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的认同，创新延安文化，延安时期全面创新话语。英国记者斯坦因借《红色中国的挑战》介绍“延安政治的ABC”，作者的理由是：“延安有一套特殊的政治话语，我们的国民党同业也不清楚。我费了几天功夫，从我所看到的东西中，为我自己做了一部共产党字典。对于共产党控制区域的人民的思想和实践，这可算是一个相当完全的考察。”事实上，人们正是透过“三三制”“大生产运动”“新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群众路线”“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等词语媒介，深刻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穿起了中国的粗布短袄”的无限魅力。

　　创新人才与教育

　　战时文化需要大量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人才，抗日民主根据地快速成为新闻传播人才的新高地。

　　邀请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是延安打造“圣地”形象的关键事件。正是因为斯诺建构的中国共产党“新的中国人”形象，快速地触发了引人注目的“陕北热”。在这样的氛围中，史沫特莱、尼姆·韦尔斯、维克多·基恩、厄尔·利夫、托马斯·毕森、欧文·拉铁摩尔、菲利普·贾非，乃至于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美军观察组等多批外国友人、观察者纷纷走向延安。关于延安或者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闻报道作品，一张张中共领袖、战士、儿童摄影作品纷纷诞生。正是在这样的新舞台，延安的杂志、报刊、广播电台，无数的新闻报道、“活报剧”“街头诗”全面启动。而根据地之间有机的联系，又使得这样的经验在每一个根据地得到了推行。人才的养成与再生产，获得了无限的机遇与可能，创新创造的“荷花池效应”成为蔚为壮观的现实。

　　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体系创新、队伍创新，使得延安时期那些傲人的新闻传播文化产品与符号，从简单的功能性创新走向了一种新的文化乃至文明的创新，例如《边区群众报》《黄河大合唱》《八路军军歌》等。这种文化忠实于历史，把人民看作至高无上的服务对象。最终，在全面动员的基础上，使知识与实践、历史与今天、中国与外国，参与到一项共同的事业中去，铸造了强悍的、堪与多种新闻传播文化对话的延安新闻传播文化品牌。

　　为了实现历史性的沟通，为了凝视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的魅力，我们需要深入历史的肺腑，围绕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的特征展开探究，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延安精神永远照亮我们的行程。

　　（作者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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