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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红色基因与创党实践”学术研讨会会议现场 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 查建国 夏立 陈炼)近日,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共同主办,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市高校思政课协作组承办的“1920:红色基因与创党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本次活动是上海市社联第十四届(2020)“学会学术活动月”项目之一。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周承致欢迎辞,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刘绍学、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刘苏闽少将、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爱云、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上海党史学会会长、上海市社联副主席、上海大学忻平教授作会议总结。研讨会开幕式由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主任陈挥主持。
周承表示,要加强党的建设,并将之体现到学校办学、治校、教书育人的方方面面。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和教育,也是我们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工作。我们要从建党历史和建党精神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力量,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勇前进。
刘绍学介绍了上海大学的历史和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发展。他提出,上海大学办学初期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汇集社会名流,是一所红色学校。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注重对上海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利用,重视把红色文化资源融入课堂之中。
刘苏闽认为,红色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底色,红色基因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确认的先进本质、革命精神、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总称。在党的创建过程中,红色基因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不断的发展壮大,又为红色基因赋予了新时代内涵和精神特质,使之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和弘扬传承。
严爱云提出,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伟大梦想的启航地。马克思主义与上海具体实践的结合,铸就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红色基因,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红色基因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信仰之源、力量之泉。近年来我们党史界以追寻党的初心出发地,还原历史本相为己任,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孜孜不倦地不断推出了社会关注的、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徐建刚以100弄2号的老渔阳里从不知名到申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转变为例,提出党史研究需要学术支撑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忻平、陈挥、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张云教授、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金瑶梅教授分别作主题发言。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福进教授主持第一阶段发言。
忻平认为,建党时的奋斗精神就是建党精神与建党宗旨,其核心是“立党为公”。
陈挥表示,上海石库门建筑是见证中国共产党创党实践的空间场域,上海石库门文化是形塑中国共产党精神特质的重要渊源,上海石库门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回溯中国革命的历史原点,我们要重新审视上海石库门建筑蕴藏的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从中汲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精神动力。
张云认为,上海建党精神与上海的城市文明传统和海派文化具有相互吸纳、前后传承的不可分割性。
金瑶梅表示,传承与弘扬上海长三角地区的红色基因十分重要,我们应看到目前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缺乏计划性、系统性、长期性、全面性,党建力量依然存在短板,为此可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多渠道、全方位、广角度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上海交通大学黄伟力教授、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瑊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涵锦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徐光寿分别作主题发言。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邱仁富主持第二阶段发言。
黄伟力表示,中共一大具有开创性的历史贡献,包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为党确立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实行党的统一领导,初建党的组织领导体系;以政治纪律为核心,提出对党员和党的工作的纪律要求,由此中共一大培植了党百年发展的政治根基。
李瑊提出,渔阳里时期的革命活动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在初创及发展历程中的先进性、创新性等时代特点和精神特质,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胡涵锦表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党精神的重要论述。上海作为红色文化资源的集中地,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党实践中留下的珍贵足迹,有着深厚的革命文化积淀,悠久的革命文化历史。
徐光寿认为,可从四大维度来考虑“科学的中共创建史观”,即哲学层面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地理学角度,时间层面的历史角度即三年两会,以及包括渔阳里精神、共产党宣言精神、红船精神的精神谱系角度。
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后王岩老师、上海传媒研究院陈志英老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楠老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孙冲亚、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穆鹏程分别作交流发言。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赵鸣歧教授主持第三阶段发言。
王岩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陈志英从《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出发,分析了从1917年到1921年间国内在传播列宁主义的过程中,如何经历从排斥到接受,再到组织、行动的过程。
马楠从“地缘共同体:国家主义派与宁波绅商”“宁波国家主义派对中共党、团的引介”“新国家主义:李琯卿与《醒狮》《中国青年》上的论战”“五卅运动中的青年团与国家主义派”四个方面讲述了中共早期党组织在宁波的植入、分合和演变。
孙冲亚基于青年精神觉醒的视角分析了李大钊的青年思想。他认为,青年担负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使命的前提,就是率先完成思想和精神的觉醒。李大钊在探索救国道路时意识到青年的这种作用,认为建造青春中华的希望全部寄托于广大青年。纵观李大钊关于青年及其活动的所有论述,激励、引导和培育青年觉醒始终是其思想主线,这些观点对于指导新时代青年成长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穆鹏程认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作为新时代党的重要政治话语,蕴含了“坚持与发展”“思前与启后”“建党与党建”等多重辩证逻辑。“坚持与发展”辩证逻辑是对“建党精神”理论根基的省思,“思前与启后”辩证逻辑是对“建党精神”历史延展的爬梳,“建党与党建”辩证逻辑是对“建党精神”实践形态的厘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