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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王广禄)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了百余年的互动,进一步融合发展出丰硕的文化果实。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文化自信”渐成时代强音。其中,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发展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议题。随着《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实施,如何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思考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9月25日至27日,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时代中华传统美德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仲英道德讲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道德与文明》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第二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高端论坛在南京举行,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中华传统美德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主题展开研讨交流。
在会议开幕式上,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党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王明生,高等教育杂志社副主编蒋旭东,《道德与文明》杂志社主编杨义芹,中国人民大学经典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焦国成等代表主办方和与会专家致辞。《群众》杂志社副总编李程骅和南京大学社科处处长王月清共同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时代中华传统美德研究基地”揭牌。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胡大平主持。
在会议主旨发言阶段,北京师范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院院长冯刚、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永贵、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高国希、中国人民大学经典研究中心副主任肖群忠、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允熠、东南大学道德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徐嘉先后发表主旨演讲。在分组研讨阶段,与会学者分别进行了四场分组讨论,围绕传统美德与新时代公民道德、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进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问题与反思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伦理道德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不断追求道德境界的提升,孕育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崇高的价值追求,这是中华民族在文明长河中绵延不绝、不断发展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美好社会理想,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形成了引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时期的公民道德建设要在既有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向更高目标和境界前进,把握道德建设规律,创新道德建设形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升华到新境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要研究阐释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神,着眼凝心聚力、立德铸魂,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提供有力的道德支撑。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冯刚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靠时代新人担当历史重任。在当前错综复杂、文明交流与交融、不同思想文化激荡的国际形势下,要梳理时代新人提出的历史源流和发展过程,以便更好地理解其内涵和价值,认识时代新人培养与国际视野的关系,处理好世界眼光、中国情怀、时代特征的关系。在国际视野下培养时代新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的责任担当,是应对国际挑战的必然选择。在国际视野下培育时代新人,要营造良好的文化育人环境和氛围,引导时代新人形成具有国际视野的思维意识,注意在国际合作实践中锻炼和培养、造就时代新人。
王永贵表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革命、建设、改革到新时代,如何能够向更深层次推进,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国制度与中国之治的良性互动?重点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与价值融通。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和传承创新,要立足中国、扎根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价值意蕴,在于它增强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有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才能实现文化自强,它夯实了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助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高国希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建设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对待传统文化和智慧,要从当今社会和人类需要的视角提炼出其适合当代社会需要的精神文化内涵和话语模式。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话语和作为日用伦常、百姓生活、日常生活使用的日常话语之间如何有效衔接,实现官方意识形态倡导与人们内心自觉认同的结合。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以法治现代化为例,它很大程度是对域外文明的学习和借鉴,而中国的法律内涵了一种道德要求。时代性和历史性的关系,要明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结构及内在逻辑,及其对于历史上以往社会形态的价值观的超越。
肖群忠认为,从宏观视野看,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将持续发挥价值引领和顶层设计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能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提供丰厚滋养,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与道德行为。
张允熠强调了实践美德的重要性。他认为,讲道德建设、文明建设不能停留于理论层面而不注重实践美德。提高道德实践的能力和自觉进行道德实践是一个及其重要的问题。以诚信建设为例,正面教育为主、反面治理也不能放,要强调对诚信缺失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因为社会上仍然还存在道德缺失、诚信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公民道德建设、传统美德继承就会流于空泛。因此,理论层面的道德论证、道德教育固然重要,但道德实践更为重要,全体人民都要在自己的言行上做好实践。
徐嘉表示,在传统宗法社会,“慎终追远”可以使百姓的道德风尚归于敦厚,因为它维护了一个伦理实体的权威性。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家族作为一个伦理场域依然存在,因此“慎终追远”仍有重要的可借鉴价值。因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强调的是一种约束性,而现代社会赋予人们以太多自由。从规则制度和社会运行的机制看,首先要做好约束性的东西,然后才能再去做引导性的东西,我们现在是引导性的东西多了、约束性的东西少了。所以,“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在这个时代给我们的启迪是我们要找到一种方式,大量依靠约束性的规则,真正使得民德归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