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行政学话语体系

　　中国行政学自改革开放初期恢复重建以来，走过了一条从移植复制（西化）到主动学习（本土化）再到尝试自主建构（超越本土化）的发展之路。中国行政学在恢复重建之初，尚未出现“话语体系”这样的表达，但它能从政治学母体中独立出来，正在于其专注于以行政改革、行政效率等为本学科的主体话语。

　　鉴于移植复制的西方行政学无力反映和指导现实的行政改革，在世纪之交，学术界对过去十余年中国行政学的发展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梳理与反思。到21世纪初，中国行政学的本土化诉求已成学界共识，但其“失语”状态依然突出，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多中心治理、企业家政府等西方行政学概念仍然是中国行政学者口中的高频词汇，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本土实践蕴藏的行政逻辑的挖掘。

　　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整体推动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大背景下，中国行政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行政学开始由“行政学中国化”向“中国行政学普遍化”转变，朝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行政学话语体系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展现出更加自觉和自信、更为积极和开放的进取姿态。我们欣喜地看到，诸如“副职分管”“编外用工”等一批原汁原味的口语化概念被行政学人敏锐地挖掘出来，它们在散发着浓郁的本土化气息的同时，成为我们学理地探讨中国行政实践独特运作逻辑的“小切口”。

　　总体说来，在过去的近四十年，中国行政学话语体系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具体而言，一是恢复重建伊始，中国行政学就必须直面美国行政学的先发优势，这使得中国行政学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本土化意识，但其话语体系建构的本土化取向隐含着一种弱者心态，影响了对中国特色之“特”的学理发掘。二是中国行政学话语体系缺乏对作为当代中国治理核心制度之基础的公共行政的想象和谋划。考察其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国行政学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反映和适应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发展趋势，缺乏一种引领和预测改革的前瞻性和创新性，其话语体系建构亦复如是。“适应性”而非“引领性”或许是对其恰如其分的描述。三是中国行政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更多表现为一种战略愿景的表达与设计，亟待“化战略为行动”。在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国行政学亦应展望未来。

　　中国行政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完善，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扎根中国治理实践，直面中国治理问题，讲好中国治理故事。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西方行政学的移植复制，但中国行政学最终要指向和回应中国的现实问题。我国在政治生态、历史文化、治理实践等诸多方面有异于西方，西方行政学的理论框架对于解释中国实践，必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就此而言，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拿西方的行政理论往中国的行政实践上生搬硬套。

　　中国行政学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治理实践息息相关，没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就不会有中国行政学的勃兴。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治国理政的故事，孕育了大量极富中国元素的实践语汇，无疑是行政学理论常青树赖以生长发育的一方沃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只有破除西方行政学话语的迷思，立足中国本土的行政实践和需求，从中国的行政实践中提炼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从中国治理故事的具体性中提炼出带有抽象性、普遍性的新概念、新理论，“把文章写在中国大地上”，中国行政学才能摆脱“照着讲”“跟着讲”的窘境，形成特色鲜明的话语体系。

　　二是如何给行政学话语体系标识不同于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标签。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重建以来，行政学领域不断引进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行政改革实践。与此同时，相关学科也不断将研究触角伸入行政学的学科领域，使得研究议题常常被其他学科所覆盖。从耳熟能详的专业术语中，可以看到中国行政学大量吸收了政治学、管理学等邻近学科的研究成果。这一现象固然体现了行政学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品格，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这种贡献与汲取的不对称性，意味着中国行政学的研究品质有待提升，学术影响力亟待增强。

　　行政学要想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就不能仅仅专注于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或者自说自话，而必须关注丰富且复杂的社会变化，必须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做出建设性的回答。唯有对共享的大问题贡献独具学科视野的回答，行政学才能赢得其他社会科学的尊重。要想对行政管理实践有所禆益，行政学就必须提升自身的研究品质。话语是学术与思想的载体，中国行政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同样要从中国本土的行政实践出发，并对之加以理论诠释、概括与创新，在实践基础上提炼标识性概念。

　　三是如何面向世界，参与全球行政学思想市场的竞争，发出中国声音。中国行政学是从中国本土的行政实践出发而进行的理论诠释、概括与创新。建构面向世界的中国行政学话语体系，其根本目标是用中国自己的声音，解读中国治理实践，通过对中国波澜壮阔的行政实践加以系统总结和理论创新，进而向世界贡献治理知识和治理智慧。唯其如此，中国行政学才能在国际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才能真正赢得普遍的尊重。

　　中国行政学要走向世界，就必须符合知识建构的一般逻辑。对实践经验的理论化不一定是西方化，但也应兼容并蓄，在不刻意彰显自我的基础上，实现中西相对和平等意义上的理论化。中国行政学一方面要讲好中国故事，另一方面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既尊重知识构建的一般逻辑，又鼓励多元共生共赢。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当我们讨论中国行政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时，既不能“食洋不化”，也不能“自说自话”。中国行政学话语体系必须立足本土实践，体现本土关怀，又能在学科一般层面上进行理论构建。要言之，以中国本土的行政实践为基础，对其加以理论化的提炼，为探讨世界性的行政管理难题贡献中国方案，将是中国行政学贡献给国际行政学界的学术资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行政学的发展及其话语体系建构研究”（18BZZ06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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