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登科试文与中国古典文化

　　维持了900余年的朝鲜科举制度不仅与王权的巩固及治国理念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对官员的选拔标准、士大夫的价值取向、乡校的教育体制、朝鲜半岛思想文化的形成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更是在朝鲜朝500年间独尊儒学正统观念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考察朝鲜登科试文，可在“万邦来朝”所形成的东亚国际秩序这一历史语境下，拓宽东亚文学的研究领域，深化朝鲜半岛古典文学及跨文化研究，尤其可为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研究提供重要的第一手史料，生动呈现古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真相。还可在当下中华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传播浪潮的背景下，从思想文化层面揭示东亚文化圈内各要素相互渗透与环流的特殊现象。

　　从788年新罗参照唐科举制中的“明经科”施行“读书三品科”始，958年高丽第四任君主王昭（925—975）正式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提出的开科取士建议实施科举制，1392年朝鲜朝重定科举法，至1894年维持936年之久的科举制退出朝鲜半岛的历史舞台，朝鲜一直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古代朝鲜作为除中国以外实施科举制历时最长且体系最为完备的国度，科举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科举制不仅与中央集权制政治制度的确立有着密切关系，而且推动着整个国家人文教育及学术体系的发展。现存的朝鲜登科试文史料恰可很好地解释这一历史价值。

　　目前，韩国国立图书馆、奎章阁、藏书阁、国学振兴院等皆藏有朝鲜朝遗留下来的大量科举相关文献。其中，最为典型且珍贵的资料属应试者的亲笔登科试卷，多为主管科举的政府或地方官厅留存下来的或家族历代相传的试卷原件及抄写本，预计达1000余件，也有不少文本收录于《韩国历代文集丛刊》。国王亲自下令刊行的状元试文汇编集，以及官厅以存档为目的专门抄写并汇编成册的试文集也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例如《科试诗抄》《泮庠科诗集》《科赋抄集》《震英粹语》《东国科表修攘》等。此外，民间刊行的科举相关资料的价值也不可小觑。例如《君范集策》《近艺隽选》《龙门老拳》《风雨醒心》《策文准的》等，多为以科举应试教育为目的，由民间抄写或刊行的历代科试名篇汇编集。书院及乡校整理的应试参考资料，即科文规式参考书、已出命题集、典故及常用语句汇编集、习作指导书籍，也是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包括《科俪规式》《骚赋汇芳》《表椎》《骈俪华藻》《寅撮》等。

　　朝鲜朝时期与科举制相辅而行的官方太学、书院及家庭式教育是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的前期阶段。朝鲜朝儒生为了登第，从小便要接受儒家思想熏陶，刻苦钻研中国儒家经典、历史古籍、唐宋诗词等。国王为了巩固统治，更要从中国典籍中汲取大量营养，如朝鲜《世宗实录》所载，“（世宗）又曰：‘予欲观《资治通鉴纲目》，卞季良请观性理之学。今日始讲四书，卿等其知之。’知申事金益精请令代言一人入侍，上从之。是日，始讲《大学》。上雅好儒学，每清晨视事，仍御经筵，讲论不解，其在宫中读书，夜分不辍。太上虑其劳神，禁之曰：‘举子则如此可矣，何至辛苦如是也？’”（世宗十七年闰五月十四日）国王的儒学涵养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治国理念，并在其“追随者”心中树立了推崇中国经典的固有形象。

　　这一推崇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统可追溯至新罗二年（682），新罗为同唐朝建立友好关系而设立了太子监。百余年后，元圣王四年（788）设立“读书三品科”时再次颁布：“诸生读书，以三品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三国史记》卷三十八）高丽睿宗四年（1109），受到宋代科举制的影响，设立了“七斋”，分别讲授一门经典课程，“国学置七斋：《周易》曰丽泽，《尚书》曰待聘，《毛诗》曰经德，《周礼》曰求仁，《戴礼》曰服膺，《春秋》曰养正，武学曰讲艺”（《高丽史》卷七十四）。

　　至朝鲜朝时期，中国经典书籍更是广为流传。不仅如此，世宗及成宗年间政府向各地方乡校多次下发了科举参考书籍，包括四书五经、性理学及历史书籍等。据《世宗实录》记载：“成均馆生员经学余暇，兼习《楚辞》《文选》、李、杜、韩、柳、欧、王、苏、黄等历代诸家诗、《春秋》。议政府六曹都试，或令赋诗，四部学堂及外方乡校，亦依此讲习，并录书徒，每当都会，亦加考讲。”（世宗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成宗实录》亦记载：“先是永安道观察使李继孙请赐四书五经、《通鉴》，以训都会儒生。至是命依所启赐之，又赐《小学》《楚辞》《柳文》《古文真宝》等书。”（成宗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由此可见，朝鲜朝文人通过科举考试学习中国古典文化的动因，主要源自政府的治国理念，即以视明清为“大”的尊奉政策出发，为巩固王朝政权，制定出一系列相配套的科举制度体系。换句话说，考生为考取功名而掌握的应试内容，大多来源于中国的经典、儒家思想的精华。这种以中国古典文化为架构设计的科举考试制度，反过来也深刻影响了王朝根基的兴衰。

　　朝鲜登科试文所反映的绝大部分主题，即朝鲜朝最高统治者的治世理念、士大夫的文学造诣、政治思维、价值观等，均蕴含着中国思想文化因素。纵观朝鲜朝举办的科举考试，中国文化经典的养分早已流淌于朝鲜文人的血脉之中，若脱离“中华”而妄论，其辞藻再华丽，结论再新颖，也只是舍本逐末、凿空立论而已。尤其是在反映时局及悬案的对策类试卷的命题过程中，出题者借鉴中国典故可谓信手拈来。因此，考生在答卷时必须“讲好中国故事”，即以中国的历史经验对标朝鲜国计民生中反映的时务，精准提出解决对策。这无疑成为了所有应试者面临的巨大挑战，但同时也为阅卷的君王或官员选拔人才提供了高层次的评判标准。

　　对策类命题是最能展示应试者才略与独到政见的试文体裁，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引经据典、以古喻今，可以为文章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以李珥（1536—1584）在1558年别试中助其考取状元的题为《天道人事策》的对策为例，针对执事官提出的“天人之间善恶感应之理”这一策问命题，文章阐述到，“秦皇并吞，而才及一世，天下鼎沸，刘、项一呼，而函关遂举，隋文混一，而继嗣非人，身且不保，晋阳兵起，而社稷为墟，胡元灭宋，而曾未百年，义旗云集，帖睦北窜，而妖氛肃清，可谓天反佑逆乎？然则有天下国家者，其可诿天道于渺茫之域，而不加畏惧乎？《诗》曰：‘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天人之感应，如影之随形，必不诬矣？噫！后之人君，苟能惟德是修，不恃其力，则人心天命，不期然而自至，天道之变，何足忧乎？”（《栗谷全书》拾遗卷六）足见其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积累。

　　一言蔽之，中国古典文化在古代朝鲜科举考试现场始终扮演着不在场的“在场者”角色，从出题者述论、质疑到考生辨析、对策，力图讲求经世致用的全过程中都可看见中国古典文化的“身影”。由此可见，朝鲜科举制度对中国经典在朝鲜半岛的传承产生了关键性的推动力，亦将中国传统理念及文化话语权发扬到了极致。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东方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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