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多语合璧碑刻展现民族融合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朝古都，世居民族众多。除汉族外，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族群为北京带来了多元的血缘和文化脉络，使北京成为民族交往的中心。有清一代，和谐交融的多民族发展历史被镌刻于600余通碑石之上，为历代王朝所鲜见。这些以汉、满、蒙、托忒、藏、回、拉丁等文字书写的多语合璧碑刻散落在京城各处，是北京各民族相互接触、不断融合，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力例证。这些碑刻对于探析北京民族文化、追溯民族融合历程、还原史实细节等，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勒石为记，多语合璧碑文堪称“语言活化石”。碑文金石指篆刻在砖石和金属器上的文字。与经后世流传下来的传统文献不同，金石史料大多为当时镌刻，很难修改，是可信度很高的一手素材。

　　更为宝贵的是，多语合璧碑刻具有独特的语言学价值。一方面，碑刻文字保留了不同时期词汇的构成与特点，为研究和保护濒危语言开辟了新的途径。如满文碑文中对“庙”和“碑”的翻译。因撰碑立碣并非满族旧俗，所以在清初的满文碑中，多使用从汉语音译而来的“miyoo”和“bei”来借代。随着乾隆时期对满文的规范，这两个词由纯汉语音译借词变为标准满文“juktehen”和“eldengge wehe”。

　　另一方面，多语合璧碑文体现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多语合璧碑刻大多遵循“同义不同文”原则，即在碑文内容基本相同的前提下，使用不同文字书写。如康熙元年的《太平宫》碑为满汉双语，汉文部分有“焄蒿”一词，语出《礼记·祭义》，用指祭祀，对应满文为“fucihi enduri（神佛）”。词汇选用的差异显示出不同语言的特点，汉文用词华美、据典繁复；满文则直白简单、平铺直叙。

　　见证多民族互动印记，还原芸芸众生的历史。多语合璧碑刻揭示了北京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生动地反映了多民族间的互动和交流。不同于官方文书的制式与规整，这些篆刻在洁白碑石上的文字，往往以第一人称撰写，带有浓厚的个人文风与真挚情感，使北京各民族之间的互动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以护国寺为例，明清时期京师护国寺以庙市著称，而鲜为人知的是，护国寺的重建与蒙古族等民族因缘颇深。据康熙六十一年《崇国寺碑》记载，康熙六十年（1721），护国寺在蒙古汗王、贝勒的资助下重修工毕，焕然一新。此盛事之举得到了清圣祖玄烨的盛赞，他亲撰碑文，用满、蒙、藏、汉四体文字称赞蒙古部落藩篱屏翰之功，传达了满、汉与蒙古之间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

　　古代文献多关注官方活动和贵族世家，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记载甚少。多语合璧碑刻则更多地体现个人意识和情感，描述芸芸众生的市井生活。如康熙元年满汉合璧《太平宫碑》记载了一位自幼生长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洲旗人吴达礼，在孩子患痘疹命悬一线之时，求助于道教女神王母娘娘的故事。碑文用满、汉双语向我们讲述了一位生活于京师的普通满洲旗人的转变——对中原汉族的道教文化从怀疑、尝试、信服、崇拜直至最后慷慨捐资的过程。

　　习俗渐融，汉文化主导下的多元与一体。撰碑立碣的传统来自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但少数民族陆续进入北京，与汉族习俗渐近、文化渐融。这种现象在多语合璧碑文中不胜枚举。

　　由学识渊博的汉族文人和官员题写的寺庙碑文俯拾皆是、数量众多。在这一点上，宁完我、洪承畴、尚之信、高去奢等清初名臣的组织与带动，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号召力。顺治八年（1651），汉人大学士洪承畴主持对旧鼓楼大街大觉寺和药王庙的重修并亲撰二碑，其中在《关帝庙碑》碑阴的题名中，出现了“牛录章京”“甲喇章京”等近百人，他们是京师八旗组织体系的重要职官，由满洲、蒙古和汉军共同组成。可见，由汉人官员引领的宗教活动得到京城八旗组织体系的积极呼应。

　　多语合璧碑刻的形制和内容，脱胎于汉语和汉文化。汉文碑在行文中出现祖先名、神佛称谓及皇帝名号时，书写或排版时要另起一行，谓之“提行”，以示尊重。相应地，少数民族语言碑文的格式，包括额题、碑名、碑阳、碑阴，特别是对提行的运用，是对汉语碑文习惯和规范的借鉴。在拟文顺序上，多语合璧寺庙碑一般先撰汉文，再译成其他语言。顺治年间的《普静禅林碑》《白塔碑》《普胜寺碑》三通碑刻，均在落款处标出了撰人、书人、译满文者、译蒙文者。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其碑文由汉文撰稿然后翻译为满文和蒙古文的过程。

　　民间香会，各民族辐辏捐资，共成永久。香会是百姓围绕着寺庙而自发组成的民间社会组织。随着交往的渐深，越来越多的民族开始参与到民间香会活动中，并在地域范围、频率、数量等方面逐渐增加。他们用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撰立碑刻、施舍土地、组织活动，呈现出非常活跃的态势。

　　北京金融街的都城隍庙中有一块雍正十二年的碑刻，记载了每年按月轮值、义务在城隍庙前挂灯照明的香会组织活动。碑阴载有人名600余个，不仅有以汉军旗人为代表的汉族群体，还有大量的满族人名，如阿尔太、萨哈立、德山、五十八、七十一等。雍正八年（1730），净水老会立《万善重修净水老会碑》，其碑阴共有200余人题名，大部分为满、蒙等少数民族。不仅如此，为了祈求神佛保佑，很多满、蒙信众为家中孩子取佛道法名，故在碑文题名中经常看到佛保、众圣保、众僧保、众神保、观音保、菩萨保等题名，均为受到佛道文化濡染的满、蒙人名。

　　经济实力雄厚的家庭，为寺庙慷慨捐资、护持焚修，其中不乏民族交往的故事。乾隆十九年（1754），满洲官员福增格买地250亩，施舍给京西巨刹云居寺。卖主为正白旗汉军人，他本想将土地回赎，但在得知福增格将地亩施舍给寺庙使用，二人欣然达成共识，将此事铸写于碑石之上，承诺永不回赎土地，共成满汉同善的佳话。

　　多语合璧碑刻是北京多民族和谐共处、相互融合的物质文化遗产，印证了各个民族在中华文化的陶融下相互汲取、在习俗与精神上日益靠拢，逐渐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过程。珍贵的碑石承载着老北京的历史、文化与记忆，是千年帝都包容理解的城市精神与海纳百川的胸怀所在，让每个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更加了解和热爱这座伟大城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北京满文碑刻史料的翻译整理与北京多民族共同体精神研究”(16CMZ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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